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

    谭功达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转过身来，小声道：

    “是不是那个皮连生？”

    “咦，你怎么会知道？”张金芳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在月光下，她那宽宽的脸庞就像一面镜子，谭功达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冷漠。如果说，他原先对张金芳多少还有点歉疚，现在连这点歉疚都跑没影了。嗯，我猜得不错，他们还真的有事！我早就料到她与杀猪的皮连生之间有什么事！

    张金芳抽抽嗒嗒地说，怪就怪那天中午，她煮汤用的铝锅坏了。铝锅上的木柄螺丝松了，把手整个掉了下来。她就到隔壁去借起子……

    “皮连生那狗日的，那天恰好没有出去杀猪，他姐姐那天也恰巧没在家。他躺在一张旧竹床上，听收音机呢。我一看那鬼，心里就是一吓，扭头正要走，皮连生就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一脸坏笑地问：‘大嫂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铝锅的螺丝松了，手柄掉了下来，我想借把起子，把、把、把手柄装上去。那鬼东西，眼睛里就生出精光来，把短裤往下一拉，笑着说：‘大嫂，我这里倒有一个长柄，要不我现在就替你装上？’那畜牲，那畜牲一把拽住我，往竹床上一按，那床就塌了。我一抬头，看见头顶的大梁上用铁钩吊着的一只猪头，那猪头还不时地往我脸上上滴着血水呢……”

    谭功达静静地听着，半天都没有说话。整整一个下午，他脑子里曾出现过这个情景的无数画面，可是当它从张金芳的嘴里说出来，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张金芳用胳膊碰了碰他，“哎，你，你怎么一点，一点都不生气？”

    “不生气。我不生气。”

    他想找出一两句话来安慰她，想了半天只是无力地摸了摸她浑圆的背，忽然冒出一句：“你，你当时是不是很难受？”

    谁知他这一说，张金芳哭得更厉害了：

    “要是难受就好了……”

    张金芳忽然紧紧地抱着他，完全不担心吵醒孩子和楼下的八斤，把头埋在他怀里，嚎啕大哭。谭功达被张金芳哭得心烦意乱，便拽了拽被头，蒙住了自己的脸。好在不是佩佩！那个把佩佩带到临泽的卡车司机为什么对她那么好？还给她送甘蔗！而且用嘴替她剥去了甘蔗的皮……他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皮连生？而佩佩对那司机，似乎也颇有好感。闭上眼睛，他满脑子都是姚佩佩的身影。他仿佛看见她躺在临时搭建在玉米地里的工棚里，斜靠在床铺上，一边吃甘蔗，一边对皮连生式的司机傻笑。那笑容既暧昧，又危险！谭功达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再也睡不着了。

    张金芳第二天就带着孩子离开了花家舍。谭功达一直将他们送到桑园边的渡口。桑树的叶子都落尽了，几个公社社员戴着手套，在给桑树剪枝。船刚刚离开岸边，张金芳止不住又哭了。她一手搂着腊宝，一手抱着小端午，三个人都怔怔地看着他。，冷不防船一加速，她差一点没站稳，在船头打了一个趔趄。远远地，他听见张金芳用尽全身的力气朝他喊道：

    “谭功达，谭功达，我会给你带好孩子的。”

    她不叫他老谭，也不叫他功达。听她话里的意思，好像有一点诀别的味道。谭功达知道，她恐怕一回到梅城，就要搬过去和那姐弟俩同住了，说不定（更有可能）他们早就在一起过了。谭功达久久地站在岸边，心里空落落的。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搜索他们母子三人的身影时，那船已经开得远了，湖面上只有一个小黑点。很快，那个小黑点也融入了芦苇的枯枝败叶之中，不见了。

    张金芳走后没两天，从梅城来了两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办事员，他们自称是县民政科的人民调解员。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份张金芳请人代写并按了手印的《离婚申请书》。谭功达接过申请书，看也不看，就要签字，调解员严肃地阻止了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