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的肖如玉也表现出对他的身体关心的样子，但却并不希望他回去。那么，这里面还谈得上什么关心和温情呢？他感觉，他们的夫妻之情就像纸一样地薄。

    万念俱灰。邓一群是个很情绪化的人。龚长庚这一倒，他想他这一生也就完了。下面的厅长对他不可能再有所关照了。他越想越害怕，而他这种害怕能对谁说呢？连对肖如玉都不能说。

    肖如玉根本不理解他，他想：要这样的一个女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她对他事业上再也没有一点的帮助。他恨不得丢掉她。离掉她，他有能力得到更好的。

    邓一群这时生理上的病痛倒没让他感觉出什么，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在县医院里，邓一群享受着特殊的照顾。那些人知道他是省里的干部，对他特别地客气。县里的那些领导每星期都会来，除了鲜花，还带了很多营养品。那些营养品堆在床头都快成了小山了。乡里的干部也都一一来探视。老苗照例是每星期都来，有时实在来不了就让别人带话。扶贫工作组的组员们也都来了。别人对他越是客气，邓一群越是心虚，他想：今天，他还没有出问题，大家对他还客气，明天，一旦龚长庚把他给他找小姐的事情说了，把他为他签报发票的事情说了，把他送红包的事情说了，他在机关里是什么样的形象，还能得到大家对他的尊重吗？说不定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还会来传讯他。

    他整天就在这种惴惴不安里度日子。

    他给大舅子肖国藩打了电话，询问情况。肖国藩让他安心养病，说你这样是最好的，要是在机关里倒不好办。签报发票的事情，到时追查起来，你是可以推掉的，毕竟不属于行贿，最多只是违纪。下级服从上级，你也是不得已。而关于那一万块钱，肖国藩说，那根本不算什么。纪委要是查这样的小账，那永远也忙不过来。邓一群心里稍稍安稳了些，三件担心的事去掉了两件。本来他还想把另一件担心的事告诉他，但他想想又咽了回去。肖如玉知道倒还算了，要是让她哥哥知道，免不了挨骂。

    邓一群的心里非常不安，他知道苗组长已经把他生病的事告诉了机械厅，但机械厅却迟迟没有来人看望。

    我完了。他想。机关里一定已经知道了我和龚长庚的某些特殊情况，把我当成了他的同类，眼下他们要做的，正是如何把我搞掉。他妈的，完了，真的完了。他多么悲哀啊！他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

    一个星期后，省机械厅派来了代表，人事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科技处的老言也来了，看望邓一群。他们都知道，邓一群是在抗洪斗争中累坏的。

    邓一群看见老言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好，不知为什么。他戴上了一副假发套，非常可笑。因为那发套上的头发很黑，非常浓密。这形象与他过去的形象相去太远，由不得你不笑。

    人事处处长当然知道病中的邓一群最关心什么，他说，厅里一切正常，龚厅长的问题，还在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来了人，看来情况比较严重。厅里的正常工作，由孔副厅长主持。他让他安心养病。之后，他又介绍了一些闲事，比如田小悦现在在读MBA（工商管理硕士），办公室的秘书小胡由于过去学的医学，所以已经决定去澳大利亚，谈琴提成了主任科员，退休了的徐明丽，除了练功，还上股市炒股，赚了不少钱，而她家楼上的一户炒股赔了二十万，跳楼自杀没死成，摔成了残废，等等。他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他，那就是老言已经退到了二线，科技处工作将由老潘暂时负责。

    在县里的那些老同学，知道邓一群生病了也都来看他。陈小青的精神看上去要比过去好了些，她问他的夫人来没来，邓一群回说，自己没有让她来。自然受了大家一回指责。他笑了一笑，说，自己现在在这里感觉很好。

    邓一群住的是一个单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