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的那种银灰色的头发经人工卷曲后，平整地压在深红色的帽子下。有那么一瞬间，我闻到一种很特别的柠檬马鞭草的清新香味。她走进了休息室，那个男人跟在后面。

    船员朝我们走过来。

    “您不是乘客对吗，勋爵夫人？恐怕您得上岸了。我们五分钟之后开船。”

    我们匆匆忙忙告了别。阿曼达在步桥收起前的最后一刻下了船。脚下的船突然间动了一下。我的假期就这样结束了。

    “难过吗？”

    托尼的洞察力让我很吃惊，不过，要想在如此熟悉你的人面前隐藏起自己的真情实感真的很难。

    “这是个不错的假期。”我叹了口气说。

    “但是，现在，你即将要去华盛顿面对整个暑期的工作了。”托尼补充说，“而且是在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里。”

    我点了点头。我在华盛顿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财务部战时财政部门负责公关关系，这份工作看上去挺有意思，是战争时期令人兴奋的为数不多的事之一。现在，我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撰稿人，华盛顿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成了一个小小的、相当于省级区划的“公司城镇”，和好莱坞很相像，只是“公司”的“业务”不是电影而是政治。

    “为什么勋爵冬天的时候不让你来这儿？”托尼继续说，“这样你就能待在冰天雪地，让那些不得不待在北方的家伙们觉得低你一等了。”

    我的回答很尖刻，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在那个季节，阿曼达有她自己的朋友。我很高兴她和鲁伯特今年六月份都待在这里。否则，我可能根本不会接到邀请。一年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能从办公室溜出来一个月，我都觉得非常幸运。”

    “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托尼就像一位发现了惊人新观点的发明家一样欣喜地喊出声来，“一杯喝的。在这样的船上没有通常我们去的那种酒吧，但乘务长通常会放几瓶散装的瓶装酒在休息室。饭前来一杯代基里酒怎么样？”

    “好吧——只要我还能找到去隔间的路，并确保我的大箱子别待在货舱里。”

    甲板上太阳高照，船里面光线暗了许多，非常凉快。我向一名乘务员询问我的隔间在哪。他告诉我向上走到主升降口扶梯处，沿着第一个长廊一直走，直到走到十字回廊路口。我的房间在左舷方向的最后一间。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理解过航海术语。我一定是转到了船的右舷一侧。因为最后一个隔间的门开着，里面已经有人了。

    她惊叹地转过身，我也一样很吃惊。她的突然转身使行李架上一个开着的箱子掉在了地上。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

    “哦，非常抱歉！”

    我开始帮她捡东西。箱子里的东西少得可怜——两件女装，几样盥洗用品和几件内衣，就这些。甚至连一本用来打发船上漫长的无聊时光的书都没用。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物品——没有信件，或者任何自己写下的只言片语。这只箱子是隔间里唯一的行李。

    她皱着眉头：“我正在找我的护照。刚才上船的时候还在。”我回过头，仔细地打量着她。她的肤色介于象牙色和琥珀色之间。眼睛很大——明亮的黑色虹膜附在由于焦躁而不停移动的白眼球上，眼神中带着在母鹿眼睛里也能找到的那种无言的焦虑。她穿着玉米亚麻质地的运动女装，但衣服生硬的西式线条与她胸部和臀部的曲线并不搭配。她应该穿哈莱姆女裤或者沙丽。她的举手投足带着东方舞者的优雅。她的头脑，比感觉官能更具洞察力，似乎可以捕捉到庙宇中任何细微的声音。

    即使当我现在正用笔记录着那件事，我仍能清晰地看到那个画面，她当时正用如同海星一样短小而粗壮的手在箱子里翻找着。突然间，我有种大家偶尔也会有的奇怪感觉——好像这件事以前曾在我身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