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肯定我曾把它放进了保险柜，不敢确定我不是从船上掉下去意外身亡。鲁伯特只能说‘我想我一定是错把钱当成设计图交给了她。我猜想她发现这笔钱之后，可能交给了事务长，让他放进保险柜里保管。事务长可能偷走了这些钱，然后杀了她，因为她是船上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哪个法庭会基于这种猜测性的供词给嫌疑人定罪？”

    托尼想到了个主意：“我怎么样？现在，我也是证人了。”

    “事务长不知道你清楚这笔钱的事，”我回答说，“他以为他和我是船上唯一的两个知情人。如果我告诉他你也知道这件事，他也会杀了你。如果我不告诉他，你的证词会帮助鲁伯特拿回这笔钱，但是救不了我的命。”

    “但是……一位事务长？”托尼反驳说，“如果一个人当初是杀人犯或者窃贼，他是不能成为事务长的！”

    我一边看着托尼胖胖的、稚嫩的脸庞，一边为他的单纯而惊奇。

    “这些人并不是生来就是杀人犯和窃贼——他们是因为遇到了类似现在这种情况才变成罪犯的。你不会了解堆在沙发上的那些绿颜色的票子对人们来说是多大的诱惑。我可以把希望牌钻石或者有关原子弹的设计图放在口袋里，大摇大摆地四处走。那些偷东西的生手很难把这么名贵的珠宝或者军事机密兑现成钱。这需要专业技术和黑道的帮忙。如果是支票，兑换成现金需要签名。付款委托书不能当钱花，需要通过银行兑换。债券也要经银行家或者经纪人之手才能变现。但是现金不一样——它是流通的、可转让的、不用署名的——现金可以是任何人的。即使是傻瓜也会偷钱。百元大钞可以在任何一家大宾馆或者百货公司里花掉。花这些钱和花五分镍币、便士这样的零钱一样，追踪不到它们的线索。几千美元就可能对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产生诱惑。这么多钱在我手里，我怎么能相信别人呢？即使他是事务长也不行。”

    听着我突然间迸发出的长篇大论，托尼的脸拉得长长的，面无表情。他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那么，你越快甩掉这个麻烦越好，”他干脆地说，“为什么不把封好的信封交给事务长，但别告诉他里面装了什么？让那个家伙以为里面装的是设计图，你最开始也是那样猜的。告诉他这里面的东西只值二十五美元。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想着要打开信封，就像鲁伯特把它交给你的时候你也没想打开来看一样。这样你就安全了。”

    “但是鲁伯特怎么办？万一出了什么事，他就没办法拿回那些钱了。他只能得到二十五美元。”

    “鲁伯特的钱不要紧。他有很多很多的钱。”我摇了摇头，“没有人愿意丢掉十万美元——即使是鲁伯特。”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奎斯奇亚那栋漂亮的房子——当地的仆人，镶着马鞍的马匹，航海的快艇，还有机动大舢板。这一切都意味着财富。然而——这些光鲜的外表通常是以庞大数额的银行借款来支撑的。鲁伯特的合伙人把他告上了法庭。我住在他那里的时候，他总是为这件事或其他什么事而担心。无数次，他的举止神态表明他在担忧——他长时间待在书房里面孤独地处理工作上的事，意外之后他为不能到华盛顿赴约而焦虑不安，他因为失眠而无精打采的眼睛，还有一丝笑容也没有的嘴。他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现在所拥有的财富吗？来得容易，去得也快。这笔钱可能只是鲁伯特全部财产的一部分，但在眼下这个特别时期流动资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缺少了这笔钱就像谚语中所说的，如同一个王国缺少了马掌上的钉子一样。

    我来到沙发旁，上面堆着我从包里倒出来的东西。里面有一个结实的大信封口袋，是用来装甜姜的。阿曼达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希望我旅途愉快。

    “事务长必须得知道，”我告诉托尼说，“因为如果出了什么事，航运公司得对这件事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