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看我觉得有趣，女人看我觉得可怕。

    我名叫白梅露，但是我的绰号“阿进”却由迪莫因一直跟我到纽约。我身高六呎二——不穿鞋子。穿上高跟鞋，我像电线杆——至少以前有个男人那么说我。

    “别难过，阿进，”爸爸劝我说，“入家要抬头仰望你。”

    他便是这么个喜欢说双关幽默话的人。也因此他给我三个兄弟取名叫智、仁、勇。如果我能有多两个姐妹，我们一定成了信、望、爱了。

    关于“阿进”的绰号……我父母亲都很高，兄弟们还不到十五岁便长到六呎六以上。如果你猜是篮球，对了！我记得家里车库门上早就钉了个桶箍。我既无姐妹，又长得太高难得交上知己好友，只好每天和兄弟们打篮球。

    我们分成两边斗牛。智和仁扔铜板，猜输的人和我一边。我和他们一样拼命。几个月后，我的投篮神准，有投必“进”，所以“进”字便成了我的绰号。人人叫我阿进。

    我兄弟们在高中是校队，我是女子队的中锋。我们赢了许多比赛，家里满是奖杯。母亲把我们往日的光荣事迹剪报贴满了一厚本。纪事报把我称为“又高又瘦的白阿进。”我知道他们是好意，可是我听了心中不是滋味。

    这年的事情可真不少，我有次穿三点式（比基尼）去游泳，听见一个女孩说，“就像扫把上贴两片胶布。”我认受经常听见的打趣，“上面天气如何？”“高处不胜寒！”之类的话。有时人们心肠不坏，可是话说得太残酷了。

    这些话听多了也就习惯成自然。我穿平底鞋，告诉自己绝不可驼背弯腰。对一个很高的女孩来说，日子实在难过。很矮的男孩对你崇拜有加，于事一无所补。我在高中时没有一次约会。我常和兄弟勇，跟他的漂亮娇小的金发女孩共游，她只到勇腰带上一点点。人人认为他们是郞才女貌、天生佳偶。要是我和一个矮男孩去跳舞，一定会被人嘲笑得落荒而逃。实在不公平。

    我的兄弟们在有名的大学申请到体育奖学金。我进了蔡斯，那是小小的艺术学院，里面除了曲棍球之外，没有别的组织有女生运动。我知道自己有投必进的辉煌日子已经过去了。

    在蔡斯可以说是现实生活中的四年假期。我轻松地通过必修课程，最后两年则念了很重的艺术史与艺术欣赏。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将来打算如何，为了能够自立，我又学会打字和操作个人计算机。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我在蔡斯学院的事业高潮，是失去处女贞操。在爱荷华州，我一定是唯一的十九岁处女。那是发生在一个大可口可乐广告牌下的草地上。爸爸应该会感到高兴。

    我抓了连我也看不懂的拉丁文毕业证书，回去迪莫因老家，和兄弟们又随便打了几场篮球。八月底，拿了父母亲给我的一笔毕业礼金前往纽约，希望去闯闯天下。至少可以找个抱得起我的男人。一个高个子男人。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在当时要租间公寓相当不易，而今日更是难上加难。终于，我在西七十六街找到间小柜子。那时西区还没有扩大繁华，有种我喜欢的小镇风味。我的公寓又是奇小，依救世军的传统，用不了五百元便可布置得差强人意。

    我住在令人目眩神迷的曼哈顿，穷得只能去观光，吃鲔鱼三明治，努力在时报的觅职栏上下寻找。

    我应征晤谈多次都没有结果。有一度我在梅西卖男人手套，在快餐店做店员，替一家邮购公司写信封。

    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可说是毫无生趣。我结识些男人，他们第一是饥饿，第二是好色。我们常坐下来吃份鲔鱼三明治。我没有亲近的女友，我相当孤独，不过在曼哈顿想看、想做的事太多了，所以不能说我寂寞寡欢，我坚决避免自艾自怜。

    我和一个比我大几岁、矮几吋的男人有段简短的露水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