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终于开口，对我说：“我不喜欢你，讨厌你和你家人，这点不用掩藏。”

    “嗯，”我说，“我发现了。但我今天来，不是以麦奇家的身份，而是以警官的身份，或许我能协助您找到您的女儿。”

    “暗中、台面下、走后门，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是啊，”我说，对他温和一笑，“人不会变，但情况会变，这一回我们站在同一边。”

    “是吗？”

    “您最好这么想，”我说，“因为我是您手上最好的牌了，要不要随您。”

    他抬头和我四目交会，用探寻的眼神看了我许久。我挺直腰杆，挤出参加家长会时的正经面孔。最后，他用力点了点头，用不是那么感激的语气说道：“好吧，尽你所能去调查吧。麻烦你。”

    “好，”我掏出记事本说，“我需要你们说明萝西离开时的情形，从她走的前一天开始，请描述得越详细越好。”

    与所有孩子走失的家庭一样，一切往事都牢记在他们心里——曾经有一个男的死于吸毒过量，他母亲拿儿子当天早上喝水用的杯子给我看。那一天是降临节，星期日，早晨寒气逼人，天空灰白一片，呼出来的空气像雾一样浮着。

    萝西前一天晚上很早回家，因此和家人一起参加早上九点的弥撒。如果她周六玩得很晚，就会睡到中午才去参加礼拜。回家之后，他们炸了点东西当早餐。那年头要是在弥撒之前吃饭，下回就得向神父告解个没完。萝西从后院拿衣服进来烫，她母亲洗碗盘，两人讨论什么时候该买圣诞晚餐要吃的火腿。听到这里，想到她冷静讨论一顿她不打算吃的晚餐，心里其实想着与我共度两人圣诞，让我不禁屏息。

    接近中午，姐妹俩走到新街去接奶奶来吃周日大餐，之后全家看了一会儿电视。戴利家比我们这些老粗高出一截，这就又是一个例子：他们有自己的电视。反向观察有钱人家很有意思，许多细微的差异我几乎都忘了，这会儿却又重新发现。

    那天剩下的时间并没有什么特别，女孩送奶奶回家，诺拉去找她的同伴玩，萝西回房间读书，也许是打包行李和写字条，也可能坐在床边不停深呼吸。之后是下午茶、继续做家务、看电视，还有教诺拉写数学作业。

    那一整天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萝西心怀计谋。

    “天使，”戴利太太黯然说道，“一整个星期，她就像天使一样，我早该看出来的。”

    诺拉十点半左右上床，其他人十一点过后。萝西和她老爸第二天一早还得工作。姐妹俩共用后面的卧房，父母亲睡另一间。戴利家没有沙发床。

    诺拉记得听见萝西换睡衣的窸窣声，还有她上床前说的一句“晚安”，之后就印象全无了。她没听见萝西下床，也没听见她换衣服、溜出房间走出公寓。

    “我睡得像个死人似的，那几年，”诺拉语带反驳，仿佛这些年承受了许多责难，“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你也知道青少年是什么样子……”第二天早上，戴利太太去喊女儿起床时，萝西已经不见了。

    他们起初并不担心，和马路对面的我家差不多。我认为戴利先生对于现代年轻人毫不体贴颇有微词，但他也仅是如此而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都柏林安全得跟家里一样。他们以为萝西有事提早出门，为了女孩子才有的神秘理由去和其他女孩见面。就在萝西刚刚错过早餐之后，莎娜西家的两个男孩和贝利·荷恩带着字条出现了。

    大冷天的星期一清晨，他们三个一早跑到十六号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我敢说不是大麻，就是黄色书刊。那里藏了两三本珍贵的杂志让大家轮流分享，是一年前某人的表哥去英国弄回来的。总之，事情就是那时暴露的。戴利家的说法没有凯文的生动，他们描述期间，凯文瞄了我一两眼，但大致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