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样的。

    我朝手提箱努了努下巴：“手提箱放在哪里？”

    “女孩的房间，”戴利太太捣着脸说，“萝西拿来放她多余的衣服和旧玩具之类的，我们那时还没有壁橱，没有人有——”

    “你们回想一下，有谁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到箱子是什么时候？”

    没有人记得。诺拉说：“可能是好几个月前，萝西将手提箱放在她床底下，只有她把箱子拖出来拿东西的时候我才会看到它。”

    “箱子里的东西呢？你们还记得最后一次看到萝西使用箱里的东西是什么时候？例如放那些录音带，或是穿那些衣服。”

    一片沉默。接着，诺拉突然脊背一直，音调拉高一截说：“随身听。我星期四看到，就在她离开三天前。我放学回家会从她床头柜拿出那台随身听，放她的录音带，直到她下班回来。要是被她抓到，她会拍我耳朵，不过还是很值得。最好听的音乐都在她的……”

    “你非常肯定是星期四看到的，为什么？”

    “因为我是那天向她借的。每周四和周五，萝西会和伊美达·提尼一起走路上下班——你还记得伊美达吗？她在工厂做缝纫，和萝西一样——因此不用随身听。其他几天，伊美达和萝西不同班，萝西自己走路去，所以会带着随身听。”

    戴利先生漠然地说：“她当然记得，因为萝西跑掉之后，我隔了很久才允许诺拉出去闲晃。我们管得太松，结果失去一个女儿，我可不想冒险失去第二个。”

    “有道理，”我点头同意，仿佛这么做再正常也不过。“星期四下午之后，你们都不记得再看到箱子里的东西了？”

    全部摇头。假如萝西星期四下午还没打包，那要亲自去藏手提箱就有点难度了，尤其她老爸又像只杜宾犬。虽然差别不大，但有人替她藏匿箱子的几率似乎越来越高。

    我问：“你们有没有察觉谁在她身边出没，会去骚扰她的？有谁让你们担心的？”

    戴利先生的眼神说：除了你还有谁？但他没有讲出口，而是平平地说：“我要是发现有谁骚扰她，早就处理了。”

    “有和谁起过争执或闹出问题吗？”

    “她没跟我们说过。这种事，你应该比我们清楚。谁不晓得那个年纪的女孩子对父母亲向来三缄其口。”

    我说：“最后一件事，”接着伸手从外套捞出一叠大小刚好装得下快照的封套，递了三封给他们：“你们有谁认得这个女人吗？”

    戴利一家瞪大眼睛，但没有“啊”的反应，或许因为相片里的女人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高中代数老师，而相片是我从网上下载的。我到哪里都带着菲菲（相片里的女人），相片白边很宽，不用小心翼翼捏着边缘，加上她是地球上容貌最模糊的人，让人非得仔细看（或许还得用上拇指与食指）才能确定不认识她。我一直没给菲菲一个确定的身份，而她今天要帮我查出戴利一家是不是碰过那只手提箱。

    虽然几率微乎其微，但我的侦探嗅觉告诉我，萝西还是可能决定和我一起离开。要是她信守我们的计划，不用躲我，她的行动路线应该和我一样：踏出家门，走下楼梯，直奔忠诚之地。但是那一整晚，路上的每一寸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始终不曾看到那扇门打开。

    那时，戴利家住在三号一楼，顶楼是哈里森姐妹，三个很容易激动的老处女，只要帮她们按摩就能拿到糖和面包。还有薇若妮卡·克洛帝，这个又病又可怜的小女人和又病又可怜的儿子住在地下室，她丈夫是业务员，经常出差。也就是说，要是有人能在萝西出门和我碰面之前拦下她，这人此刻一定坐在我和凯文对面。

    戴利一家三口看来确实非常惊讶不安，但这也有许多种可能。诺拉个头不小，又正是难相处的年纪；戴利太太已经有点疯癫；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