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时而激奋，时而颓然，甚至在我加入“公司”许久之后依然如此。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他不是英国人，不是共产党员，更不是美国指控的战犯。他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仅有的罪行是他的贫穷，他不合法的身份，和他的瘸腿——加上他思想方式的一点儿自由，这在某些人眼中是最值得我们去保护的权利。但我的确心生怨恨，我很抱歉。因为现在我当然明白，你几乎没考虑到这些。艾塞尔是另一项交易品。

    你举报他，他被存放在你的收件匣，在温迪完美无瑕的打字之下显得邪恶而可怕。你点亮你的烟斗，赞赏自己的手艺，并且想：哈啰，我敢打赌瑞士佬一定会喜欢尝点这个味道；我会吓他们一跳，给自己多添一分。你打了一个电话，或者两个，邀请某个瑞士情报组织的联络对象，在你最喜欢的餐厅吃一顿长长的午餐。喝咖啡和杜松子酒时，你偷偷递给他一个没具名的棕色信封。三思之后，你也偷偷给你的美国同事一份，因为你既然能赚个恩惠之名，何不顺便再赚第二个呢？

    毕竟，是美国佬把他丢进大牢的，即使他们拿到的是他错误的记录。

    你当时也还少不更事，对不对？你有你的路要走。我们都一样。现在成熟了，我们都是。抱歉回忆个没完没了，但这件事让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忘记。我此刻能坦然面对了。行行好，给我一个情报圈外的朋友吧。

    “坎特伯雷先生！坎特伯雷先生！有人找你！”

    皮姆放下笔。他没朝门望去。几乎在他察觉之前，他就已抬起趿着拖鞋的脚，火速穿过房间冲到金属镶边的黑色公文包旁。公文包仍然上锁，靠在墙边。他蹲下，在第一个锁孔里插进复杂的钥匙，转动。接着是第二个锁孔：逆时针，否则就会烧毁。

    “什么人，杜柏小姐？”他以最温柔、最令人放心的声音说，一手已放进盒子。

    “送柜子的，坎特伯雷先生。”杜柏小姐透过锁孔失望地回答。

    “你以前从来没要过柜子。

    从来没要过任何东西。你也从来不锁门。这是怎么了？”

    皮姆笑起来。

    “没事。只是个柜子。我订的。

    有几个？”

    他拿着公文包，蹑手蹑脚地走到窗边，背抵在墙上，从窗帘缝中小心翼翼地往外瞄。

    “只有一个——不够吗？一个铁做的绿色柜子，又大又丑。如果你需要柜子，你干吗不告诉我？你可以用二号房那个图顿太太的柜子。”

    “我是问有几个人？”

    此时是白天。一辆黄色的出租货车停在屋前，司机在车上。他环顾广场四周。很迅速。查看一切。然后很缓慢。再查看一次。

    “几个人有什么关系，坎特伯雷先生？只不过是个柜子，我们干吗要数有几个人？”

    放松，皮姆把公文包放回原来的角落，重新上锁。顺时针，否则就会烧毁。他把钥匙放回口袋。打开门。

    “抱歉，杜柏小姐。我想我一定是打瞌睡了。”

    她看着他走下楼梯，然后跟在他后面下楼，再次盯着他看。而他呢，先看看那两个人，才羞怯地瞧那只绿色柜子，轻轻抚摸斑驳的油漆，上上下下，逐一拉开每一个抽屉。

    “这真是他妈的重，老爷，我跟你说。”第一个人说。

    “谁躲在里面啊？”第二个人说。

    她依旧看着他领那两个人上楼到他房间，柜子抬在中间，然后又指引他们放下。他从后口袋掏出现金，并额外给他们一人五镑时，她仍盯着他。

    “很抱歉，杜柏小姐。”他们扬长而去时，他说，“有些我正在研究的部里的旧档案。这个。

    这是给你的。”他交给她从楼上房间带下来的旅游小册子。大写字母颇有瑞克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