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她是否记得昨晚梦见在雷科尼亚的惊悚园。她摇摇头，说：“我几乎记不起你来过，昨晚我非常困，怎么啦？”

    “没事。”我说，亲了亲她的额边，“没什么。”

    五天后我母亲出院了。出院后一小段时间，她走路一瘸一拐的，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一个月后她又回去干活了，先是只上半天班，但后来就上全天班，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也回校读书，还在奥罗诺市闹市区的一家比萨饼店找了一份临时工。赚的钱虽然不多，但够付我的修车费，这让已我感到很满足。从那以后我就不爱搭便车了。

    我母亲想戒烟，坚持了一小段日子。4月份的一天早上，学校放假，我回到家里发现厨房里又像过去那样烟雾缭绕。她羞愧而又不服气地看着我。“没办法，”她说，“我知道你要我戒烟，我也应该戒，可不抽烟我的生活就像缺了什么似的，没有东西可以填补。我只能后悔，当初不该抽烟。”两周后，我大学毕业了，我妈病又发作了，还好不严重。医生对她发出严重警告后，她又想戒烟了，戒了一段后体重就增加了50磅，却又开始抽烟了。正如《圣经》上所说的“本性难移”，对此我深信不疑。幸运的是我第一次找工作就在波特兰找到了一个相当好的工作，我打算让我妈不要再出去干活，但刚开始很难说服她。

    我也许最终会不耐烦地放弃对她的劝说，但我现在有坚定的信念去瓦解她的固执。

    “你应该赚钱过自己的生活，不要管我。”她说，“阿兰，总有一天你要结婚，别把钱花在我身上，要花在你自己的生活上。”

    “你就是我的生活。”我亲着她说，“不管你接不接受，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最后她接受了我的劝说，不去干活了。

    从那以后，大概有七年，我们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我没有和她一起住，但几乎每天去看她，我们常常打牌，用我给她买的录像机看录影带，过着欢乐的日子。正如她常说的：我们有一屋子的欢笑。我不知道这几年是不是欠了斯托伯的，但确实享受了天伦之乐。我遭遇斯托伯的那晚在我的记忆中如梦魇般滋长，永不褪色，就如我一直预料的那样；那晚的每件事，从那老头叫我对着秋月许愿到斯托伯的手在我衬衣上乱摸给我别上那徽章，一幕幕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天，我找不到那枚徽章了，我想起搬到伐尔茅斯的小公寓时，我把它放在床边桌子的第一个抽屉里，和两套袖扣、一枚上面印着“比尔·克林顿，安全萨克斯总统（安全萨克斯总统，原文为：safe saxpresident，sax是乐器萨克斯管。“sax”和“sex（性交）”的发音很相似，意指克林顿的性丑闻。）”的政治徽章放在一起，可现在它不见了。过了一两天，电话铃响起，我一接就明白电话那头的麦考蒂夫人为什么哭泣。她所带来的噩耗正是我一直隐隐预料的：玩就玩了，做就做了。

    葬礼结束后，守灵者和排着长队的送葬者散去了。我回到哈罗镇的小屋，在那里我母亲度过了她最后的几年，在那里抽烟，吃甜粉炸圈饼。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如今只剩我了。

    我清点她的个人财物，把人死后要处理的文件放在一边，稍后再处理，先把要保留的物品放在一边，不要的、给慈善机构的物品放在房间的那一边，然后装箱。快整理完时，我跪下来看看她床铺底下还有什么东西，却发现它在那里。我一直在找而却不承认自己在找——那枚尘封的徽章，印着“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我把它紧握在掌心中，徽章的别针扎进我的肉里而我却把它握得更紧了，在疼痛中体验辛酸的快感。再摊开手，我泪眼蒙眬，徽章上的字变重了，互相叠在一起，发着微光，看起来像没戴眼镜看立体电影似的。

    “满意了？”我质问这静谧的房间。“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