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的。它现在属于我，不管是幸运物还是不祥之物，反正是我的了。我走出医院，经过伊婉时向她轻轻挥手致谢。屋外皓月当空，一切都沉浸在冷漠凄迷的月光中，我一生从没有像此时这样心力交瘁。我希望能再选一次，我愿作出不同的选择。说起来好笑，如果正如我所预料的她死了，我也许会接受。至少事情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在城里没人会载搭便车的人，那绑疝气带的老头这么说。有几分真实呢？我走在贯穿路易斯顿的大街——有36个街区的里斯本大街和9个街区的肯内尔大街上，经过所有的自助酒吧，里面的自动点唱机放着弗里吉尔、ad/dc乐队和雷德·杰皮林的法语老歌，从头到尾我始终没伸出手竖起拇指。没有人开车经过，情况似乎不妙。我到德姆斯大桥时已经11点多了。可一到哈罗镇的地界，我遇到了第一辆车，手一伸它就停了。40分钟后我已在屋后棚屋门边的红色手推车下面摸索家门的钥匙。再过十分钟我就躺到床上了。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独自在这个房子里睡。

    第二天12点15分时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我想可能是医院打来的，医院的人会告诉我说我母亲病情急剧逆转，几分钟前刚过世，深表难过。但一接电话才知道只是麦考蒂夫人想知道我是否在家里，以及我昨晚看望我母亲的事（她问了我三遍，第三遍快结束时我开始感觉像谋杀案中的罪犯被审问一般）。她还问我下午是否坐她的车去医院看望我母亲。我告诉她这太好了。我挂上电话走出卧室，卧室门边有面落地镜。镜子里是一个胡子拉碴的高高的年轻人，腆着小肚子，只穿着一条宽大的内裤。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不能再神经兮兮的了，老兄，今后不要再每次电话响就以为是有人报丧。”

    就算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想也没有关系，时光会使记忆模糊，时光总会使一切……但奇怪的是昨晚的事仍然历历在目。我仍记得斯托伯反戴的帽子下面的俊脸，耳朵上夹着的卷烟，吸烟时，烟从他脖子上的断缝里渗出来，他讲的卡迪拉克贱卖的故事仍萦绕在我耳边。时光将会使记忆模糊，但并不是一时半刻。而且我还有那个徽章，它仍在我堆在浴室门边的衣服上。这徽章是我昨晚的纪念品，并非每个经历鬼故事的勇者都能从中得到证明其真假的纪念品吧？

    房间的角落有一套旧立体声音响。我翻着旧磁带想找些带子在我刮胡子的时候听。我找到了一个标有民歌集萃的磁带，把它放入机子中。这个磁带是我在读高中时录的，几乎记不起里面有什么歌了。一听才知道是鲍伯·戴兰哀唱纪念海蒂·卡罗寂寞离世、汤姆·帕克顿吟唱思念散落各方的老友，接下来是大卫·范·罗克开始唱他的可卡因布鲁斯。当他唱到第三节中段时，我还在刮胡子，“我大口猛灌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喝得肚子胀胀的。”大卫粗声粗气地唱着他的歌，“医生说它将毒死我，但没说什么时候。”啊，这就是答案。一种犯罪感让我臆想我母亲将马上死去，而斯托伯也从未纠正我的这个臆想。当时我从未问过此事，他怎么纠正我？但很清楚，这个臆想显然是错的，我母亲并不是马上就会死去。

    “医生说它将毒死我，但没说什么时候。”大卫还在重复着。

    老天，我为什么要责备自己。我的选择违反了自然规律了吗？儿女不是通常都比父母活得长吗？那狗娘养的想吓我，陷我于不义，但我不是就不买他的账吗？我们最后不都坐了过山车吗？

    你不就想不受良心的谴责吗？找个方式为自己开脱吧。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但当他要你选择时，你选了她，老兄，你选了她，这就无法开脱了。

    我睁开眼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脸。“我已选过了。”我说，我不很相信我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但最终我想我会相信的。

    麦考蒂夫人和我去看我的母亲，她已好了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