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那东西吗？”

    “过山车，”我说，“我记得，妈。”

    “你害怕了，我冲着你大骂。”

    “不，妈，你没……”

    她的手，握紧了我的手，嘴唇紧抿，这是她一向用来表示不耐烦的神情。

    “有，”她说，“骂你，还狠狠揍你，打你的后脖子，是吗？”

    “可能是吧，”我不想与她争辩，“这是你最常打我的地方。”

    “我不该打你，”她说，“天气很热，我很累，但你仍……我不应该，我只想说对不起。”

    我的眼角又湿了，“没关系，妈，那都是很久前的事了。”

    “你从未坐过。”她轻语。

    “我还是坐了，”我说，“最后我坐了。”

    她对我笑了起来。那天我们终于排到队伍的前头而我却胆怯了，她大声呵斥我，又狠狠地扇我的后脖子。此时她弱不禁风，和当时那个怒气冲冲、湿汗淋淋、孔武有力的妇人相差甚远。我想她当时一定看到某个等着坐过山车的人脸上侮辱嘲笑的神情，我记得她对那人说你看什么，很好看吗？在烈日下当她牵着我离开那里时，我哭哭啼啼，边走边揉着自己的后脖子，其实不很痛，她并没有那么重打我。而我记得最庆幸的是离开了那高耸着、飞旋着、尖叫着的过山车。

    “帕克先生，你确实该走了。”那护士催促我。

    我抬起母亲的手，吻了吻她的指关节。“明天来看你，我爱你，妈妈。”

    “我也爱你，阿兰，对不起，过去我常常打你。我再也不会打你了。”

    但已经又打又骂过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不知道如何告诉她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能体谅她。这是我们家的秘密，彼此只可意会。

    “妈，我明天来看你，好吗？”

    她没应，眼皮又耷下去，这次不再张开了，胸脯缓慢均匀地起伏着。我从床边后退，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在走廊上，我问那护士：“她会好起来吗？真的会吗？”

    “没人能肯定，帕克先生。她是努奈里大夫的病人，他是个好大夫。明天下午会在这，你可以问他。”

    “那你的看法呢？”

    “我想她会好的。”那护士顺着走廊领我到电梯间。“她的心电信号仍很强，所有迹象表明只是轻微中风。”她皱了下眉头，“只是她要改掉一些习惯，当然是指在饮食、生活方面……”

    “你是指抽烟？”

    “啊，是的，只能戒了。”她说得轻松，似乎要我妈戒烟就像把一个花瓶从房间移到大厅那么容易。我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刚才那个电梯的门立刻开了。探访时间结束后，医院里冷清了许多。

    “谢谢。”我说。

    “没关系。对不起，刚才吓着你了，我那么说话真的是很傻。”

    “没关系，算了。”我说，尽管我认为确实如此。

    我进了电梯，按了电钮。那护士抬起手对我微微挥了挥。我也挥了挥手。电梯门在我们之间合拢了。电梯开始下降，我看着指背上的掐痕，心想我真是没用的东西，没用之极，即使那只是个梦，我也真他妈的没用。带走她，我对斯托伯说。她是我母亲，可我还是说了，带走她，别带走我。她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在烈日下，在小小的新汉普斯尔娱乐园飞扬的尘土中陪我排队等坐过山车，而在最关键的时刻我却毫不犹豫地说带她走，别带我走。胆小鬼、懦夫、真他妈的胆小鬼。

    电梯门开了，我走出来，走到垃圾篓边掀开盖子，那徽章仍在里面，丢在人家残留着咖啡的纸杯中。“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的字依然可见。我弯下腰飞快地拾起落在咖啡残液中的徽章，在牛仔裤上擦干净，放到口袋里。看来把它扔掉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