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帕克先生吗？”她低声问。

    待了好一会儿，我几乎想否认，最后我还是点了点头。

    “进来，快，她正……”

    我预料到她会这样讲，但仍使我惊颤不已，双膝一屈，差点跪倒。

    那护士见我这样连忙跑过来，裙子簌簌作响，一脸惊慌，别在她胸前的小牌子写着“安妮·科里根”。她扶住我，解释说：“不，不是，我是讲镇静剂……她正要睡了。噢，上帝，我真蠢，帕克先生，她没事。我给她服了‘安比尔’，她正要睡着了，这才是我想说的。你不会昏倒吧？”

    “不会。”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会昏倒，只觉得天旋地转，耳中嗡嗡作响，脑海中的影像如黑白电影般一幕幕在闪动，飞驰的车前面，在银色的月光下跳动的路，“你坐过过山车吗，兄弟，我坐了那鸟东西四次。”在我耳边回荡。

    安妮·科里根把我带到病房里，我看到了母亲。她一向很胖，医院的病房显得又小又窄，可她现在病得这么厉害，只能无助地躺在这病床上。她的头发现已花白，散开在枕头上。她放在床头的手像婴孩的手那么白。她的嘴角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扭曲，但脸色却腊白，双眼紧闭。当我身边的护士轻声呼唤她时，她的双眼睁开了，湛蓝美丽，这是她身上最年轻、最有活力之处。她茫然地睁了一会儿眼，然后才看到我。她笑着，想举起双臂。一只抬了起来，另一只颤抖着，抬起来一点，又落了下去，“阿兰。”她轻轻地叫我。

    我走上去，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有张椅子在墙边，可我不想坐。我跪在地板上，张开双臂抱着她。她身上温暖洁净，我吻她的额边、脸颊、嘴角。她抬起能动的那只手，用手指轻抚我一边眼睛的下方。

    “别哭。”她轻轻地说，“没必要这样。”

    “我一接到贝斯蒂·麦考蒂的电话就赶来了。”我说。

    “告诉她……周末。”她用微弱的声音说，“这个周末我会好的。”

    “好的，别再说这个了。”我说着，抱紧了她。

    “车修了？”

    “没有。”我说，“我搭便车来的。”

    “哦，天哪。”她说。显然每个字都很吃力，但并不含糊，没有让我感到迷惑尴尬。她清楚自己是谁，我是谁，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为何会在此。唯一说明她病了的是她的左臂。这让我感到莫大的慰藉。因为其他的担心都是斯托伯的恶作剧，也许根本没有斯托伯，那完全是场梦，只是伤感了些。既然我在她身边，跪在她床前，抱着她，闻着她身上残留的兰薇香水味，所以遭遇斯托伯用做梦来解释是十分有道理的。

    “阿兰，你的衣领上有血。”她的眼睛闭了下来，又慢慢睁开来。我想她一定觉得眼皮很重，就像刚才在走廊上我感到胶鞋很沉重一样。

    “我磕破头了，妈，没事的。”她的眼皮耷拉了下来，再慢慢睁开。

    “帕克先生，我想我们最好让她睡。”那站在我身后的护士说，“她今天已够戗了。”

    “我知道。”我再吻吻她的嘴角。“妈，我走了，明天还会再来。”

    “别搭便车……危险。”

    “我不搭了，我坐麦考蒂夫人的车，你睡吧？”

    “睡……我只能睡了，”她说，“今天在干活时，正从洗碟机里拿出碟子，一阵头痛，昏倒了，醒来……就在这了，”她抬眼望着我，“是中风，医生说不算太糟。”

    “你会好的。”我说着站起来握住她的手。她的皮肤还是那样光滑如浸水的丝绸，尽管是一个老人的手。

    “我梦见我们在新汉普斯尔娱乐园玩。”她说。

    我俯视着她，感到全身冷了下来，“真的？”

    “是啊，排队等着坐那能爬很高的东西，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