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车驶过这条路的最后一个拐弯时，天空几乎没了亮光。这时，我看见了奎因·安娜医学院灰石构造的塔楼。七座饱经风雨的大楼在荒芜的背景下轮廓清晰，拔地而起，呈半圆形围着一个铺满石块的操场。我原料想这地方的单调气味，经过三十年之后就不再会令我惊讶了呢。这个校址不过告诉了人们它建于医疗科学发展的最初时期，那段历史的意义当然并不重大。

    我这次来奎因·安娜医学院是因为收到了一封郑重其事而又颇有点神秘色彩的来信。那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学托马斯·普利盖特写的。他恳求我立即到奎因·安娜医学院来一趟，并且别把这次访问告诉任何人。他没进一步透露什么细节，只是保证说他是极郑重地向我提出这些要求的。自从1904年以后我就没见过托马斯——差不多有十年了——那时他舍弃了在伦敦开业的诊所到医学院去接受教授的头衔。我很了解他，断定他此次召我不是小事。

    我做了些必要的安排，让一位年轻的同事照看我的病人，便上了午后的火车来到福尔克莫斯。从火车站到校园的最后几英里路是乘长途汽车，最让人疲惫不堪。路面坑洼，景色凄凉，乡村的服务设施毫不让人感到舒适。长途汽车把我送到主楼跟前。这是校园里最高的一座建筑，它古老的石质结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马上找到院办公室，希望能在托马斯下午下班前找到他。秘书的座位上坐着一位面孔冷峻的女总管。她盯着我向她走近，眼光很不友好。

    “晚上一律不办公。”离大老远她就说，但我已经能听见了。我送给她我的名片——吉登·夏普，医学博士。

    “我有事要见托马斯博士。如果可能，为我通告一声。”

    我一说出托马斯的名字，她的表情立刻变了。她显得困惑不解，用一种犹疑的语调回答我：

    “我恐怕——先生——托马斯博士不在了。”

    “不在？你是说他白天不在？”

    “不，先生。他——不在了。”

    “我的天啊！”我几乎控制不了自己。“你用这种口气说他不在了，这会让我联想起最极端的那种事，你或许并不打算这么表达。”

    “格雷厄姆博士也许能帮你点忙。”

    “但愿如此。”

    我随这女人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她在一个办公室的门上敲了几下，不等回音便走进去，顺手把身后的门关上。她很快又打开门让我进去。她又回到原先的地方去了。我走进去，站在一个大桌子前，面对坐着的主人。他手里拿着我的名片。

    “我是杰维斯·格雷厄姆。请坐。”他既没站起身来欢迎我，也没伸出手来。“夏普博士，对吗？”他说着，又看了看我的名片。

    “对。我是来看托马斯博士的。坦率地说，格雷厄姆博士，旅程很长，我累极了。如果您能费心指给我托马斯博士的家，我将万分感激。”

    “这不可能了。”

    “您说什么？”

    “托马斯博士失踪了。坦率地说，我认为他死了。”这些冷冰冰的词句和格雷厄姆轻慢无礼的态度噎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前天晚上就不见了，”格雷厄姆接着说，“那天他在病理实验室工作，当他晚上九点还没回家时，他女儿便派她丈夫到处找他。”

    “噢，原来这样。是他的小女儿詹妮弗，对吧？”我想起了那个曾和她父亲一起住在伦敦的漂亮的孩子。

    “对。詹妮弗·温顿。她丈夫詹姆斯·温顿，是奎因·安娜医学院的财务总管。托马斯的住宅与他女儿一家的住宅只隔着一个院子。”

    我点头示意格雷厄姆往下说。

    “无论如何，年轻的温顿没有在实验室里找到托马斯，操场四周也没有。没人见他走开。他只是不在了。失踪了。直到半夜时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