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结的婚，而不是在格洛丽亚的家乡（格洛丽亚当时在爱丁堡求学），格洛丽亚的父母买了当日来回的火车票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刚刚切完婚礼蛋糕他们就回去了。那个蛋糕原来是格雷厄姆的母亲做了来过圣诞的，仓促之间就成了他们的婚礼蛋糕。贝丽尔总是在九月里就做好了蛋糕，然后用白色的布条将它捆扎起来，放到食品贮藏室里等待成熟，每星期她都会小心地解开布条，像施洗般为它浇上一小点白兰地。等到圣诞节到来的时候，那些白布条已经斑斑点点地染上了掺水白兰地的赤褐色。

    贝丽尔很为那个婚礼蛋糕担心，因为它还远未足月（格洛丽亚他们是在十月底结的婚），不过她表现得很坚强，像从前一样为它抹上了杏仁蛋白糊，添上了糖霜酥皮，只是把最重要的雪人装饰换成了塑料做的新郎新娘，这对新婚夫妇正这种圣诞蛋糕里有橘皮、干果和白兰地，保质期可达半年左右。在假模假样地跳着华尔兹。所有人都以为格洛丽亚怀孕了（她没有），就好像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想不出格雷厄姆为什么要娶她。

    他们决定在民政局举行婚礼，这点大概让双方的父母都觉得难以接受。

    “可我们又不是基督教徒，格洛丽亚。”格雷厄姆这么说，他说得不错。

    格雷厄姆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而格洛丽亚（祖父母中有一位是来自利兹的犹太教徒，有一位是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从小生长在西约克郡的基督教新教浸礼会教友家庭中）因为找不到让自己心悦诚服的信仰，被动地成了个不可知论者。

    两年前，她住进莫利菲尔德医院进行拇囊炎肿切除手术时，曾经在入院表格上将宗教派别填写为“苏格兰教会”，这件事并没有别人知道。如果一定要让她想象上帝的模样，她觉得那东西应该悬在她脑后左肩上方，虽然看不真切，但是很像一只饶舌的鹦鹉。

    很久以前，格洛丽亚还坐在爱丁堡乔治四世桥街上一家酒吧里的高凳上，那时她穿着（现在想来真不可思议）短得惊人的迷你裙，忸怩作态地抽着因巴斯牌香烟，喝着加橙汁的杜松子酒，满心希望自己看上去美丽动人，而身边一众年轻学生却正在群情激昂地讨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

    她那时的男朋友蒂姆——一个瘦长而难看的年轻人，明明是个白人男孩却留着黑人式的长卷发，要知道不管是什么式样的长卷发都从来没有流行过——是学生中吵嚷得最厉害的一个，每次他说到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率时都要挥动双手，而格洛丽亚则会啜一口加橙汁的杜松子酒，故作聪明地点点头，但愿不会有人要她就此论点发表看法，因为她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她当时在念大学二年级，以一种懒散的态度修习着历史，略过所有政治事件（阿布罗斯独立宣言，或者网球场宣言），只记取浪漫轶闻（罗布·罗伊，玛丽·安托瓦内特），老师们都不太喜欢她。

    她现在连蒂姆姓什么都记不得了，她只记得他那一头像蒲公英绒毛头一样的蓬发。蒂姆向那群学生宣称他们现在都是工人阶级了。格洛丽亚皱起了眉头，她可不想成为工人阶级，然而她身边的所有人都喃喃附议，尽管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医生或者律师或者生意人的后代，这时忽然有个人大声说道：“胡说八道。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你们，资本主义救了全人类。”那个人就是格雷厄姆。

    他穿着一件羊皮大衣，就是那种二手车推销员会穿的衣服，在酒吧的角落里独自喝着一杯啤酒。他看上去像个成年男人，其实当时他还远不满二十五周岁，但是格洛丽亚并不知道这些。他喝光了他的啤酒，看着她说：“你要一起走吗？”她于是从那只高凳上溜下来，像只小狗一样跟着他走了出去，比起长着蒲公英头发的人，他是那么地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可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昨天，商业欺诈专案组调查人员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