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而言，他不是潇洒的，是消失的。

    “准确说也不是面熟，”萨拉说道，“我肯定在哪里见过你。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个作家。”他说完之后马上就后悔了。

    这种话听起来总像是在炫耀（尽管成为作家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说跟傲慢有什么关联）。而且这句话永远会把他带向对话的死胡同，沿着一条一成不变的轨道。

    “真的吗？你是作家啊？你都写些什么呢？”

    “小说。”

    “什么类型的小说啊？”

    “罪案小说。”

    “真的吗？你从哪里得到灵感呢？”马丁觉得这最后的问题实在太大了，涉及到神经科学和生存现状，已经超出他所能回答的范围，可他还总得去回答。

    “哦，你知道，”这段时间他找到了比较模糊的答法，“这不一定啊。”（“你想得太多了，马丁，”他的中国针灸师陈明说，“这没什么好处。”）“真的吗？”萨拉说，似乎用她涉世未深的头脑努力想象着成为一个作家的全部意义。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作家是个光彩照人的职业，可是对马丁来说，他实在看不出日复一日地独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有什么光彩照人的地方，总得控制自己别发疯倒是真的。

    “温情的罪案小说，”马丁说，“你知道，再没有比这更糟糕更血腥的了。就像马普尔小姐碰上了芬利博士。”他也觉得自己这些话听起来很像是在为他写的那些小说开解。这两个人物也不知道她听说过没有，也许都没听说过。

    “主人公叫做尼娜·赖利，”他不得不继续说下去，“她从她叔叔那里继承了一家侦探社。”这有多傻，简直傻到木了。

    事故现场的那两个女警察走进了候诊室。看到马丁，一个先叫道：“你在这里啊，我们要给你做个笔录，所有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你。”

    “我一直坐在这里啊。”马丁说。

    “我打赌你们都猜不出他是做什么工作的。”萨拉对那两个女警察说。

    她们俩严肃地看了他一会，刚才没有说话的一个说：“不知道。认输。”

    “他是个作家。”萨拉带着胜利的神情大声宣布。

    “再猜不着的。”另一个说。

    原来那个惊奇地摇着脑袋，说道：“我一直觉得作家们很神奇。你从哪里得到灵感的？”马丁在医院里四处走了走，带着保罗·布拉德利的旅行袋，这旅行袋已经开始让他感觉像是他自己的了。他去了商店，翻了翻货架上的报纸。

    他去咖啡厅点了杯茶，用的是他口袋里散放的零钱。他想着，有没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住在医院里呢，这里有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食物、温暖的环境、浴室、床，还有读物。不知是谁在桌上留下了一份《苏格兰人》。他百无聊赖地做起了由德里克·艾伦主持的填字游戏。第一个走上马路的苏格兰人。六个字。碎石沥青路面。

    他举起杯子喝茶，某种异国口音的语声（一个年轻女孩，或者成年女人的声音）在咖啡厅里杯碟的喀嚓声和人们的闲聊声中飘了过来。那是俄语。他环顾四周，没办法确定是谁发出了这种声音。皇家医院出人意料地来了个俄罗斯女人，这俄罗斯女人是来谴责他、审判他的。也许他是出现了幻觉。他努力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面前的黑白格上。填字游戏并不是他的强项。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城市里培育的鹛鹧。三个字。他最喜欢填字游戏里出现的变形词。简单地变换下位置即可。卑尔根。

    Idyot。他确实听到那个难以辨识的俄罗斯女孩在说话。圣彼得堡有家咖啡馆就叫白痴。他在那里跟艾丽娜一起喝过罗宋汤，那汤的颜色跟他以前上学时候每天穿的运动夹克的颜色一模一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经常呆在咖啡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