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啥。那是加州梨子酒，我从没喝过，便试了一口，味道挺不错的。我又倒了些酒，在心中把经过想了一遍。

    “有些是猜的，”我告诉老总说，“不过我想大部份都没猜错。”

    “说说看吧。”老总说道。

    “费欧多遇害的套房是两人的幽会处，”我说，“也许是因地利之便，也许是为了策划方便，这我不知道。”

    “什么策划？”

    “我快要讲到了。宝拉和费欧多决定带着画逃走，由于他们将成为重要嫌犯，所以得先努力撇清自己。我猜，费欧多在画作失踪时，应该要在旧金山的。画作失窃前几天，两人在塞普司基家的前窗及另一边套房的前窗间拉了一条绳子——也许是拉力极强的钓鱼线。他们把线绑到立灯的杆子，把灯靠到落地窗左边那扇装了百叶窗的窗子上，然后将线弄到对街。也许是将线缠在塞普司基家窗外的钩子上，以免他们看到。不过八楼底下的人是绝对看不见的。”

    “所以他们用钓鱼绳把画送到对街吗？”

    “不是，别忘了，费欧多不该在那里出现。画作失窃当天，宝拉一直等到塞普司基夫妇离开后，才把绳索绑到钓鱼线的一端——我猜应该是从航具店买来的一寸宽编绳——然后把线拉过去。线绕过灯架又折回来，然后她再把两头打结，用塞普司基公寓里的窗帘杆帮忙平衡，把画绑在自己背上，从绳索上走过去。还记得吧，塞普司基夫妻以前是在马戏团干活的，要不要打赌，宝拉以前是他们马戏班里走高空绳索的？”

    “他奶奶地！”老总叫道。

    “她从落地窗进去，我想窗玻璃的窗框事先就弄松了，玻璃上有两个小小的圆圈，是她用吸盘吸住玻璃板时留下的。她将客厅墙上的旧壁纸撕开，凿开灰泥，把圣西蒙放进去，然后再贴回壁纸。我想，费欧多就是在这时走进来的。”

    “如果他打算偷完画后独自逃逸，为什么不再多等一会儿？”老总问。

    “他等啦。”我告诉他说，“画作本来前一天就该送到了，可是在海关多卡了一天，他们本来早一天就该动手偷画的，费欧多不知道时间改了。”

    “所以宝拉将他杀掉后，从窗口又溜回去了。”

    “没错，然后她把窗玻璃摆回去，在外面抹了些灰泥固定玻璃——我在窗台上发现一小块灰泥。也许她还钉了一两根钉子什么的，反正一定只花了两三分钟而已——而这期间人群已经在前门用力敲打了。”

    “这位小姐可真大胆。”老总说。

    “是啊。她几乎是摸黑来回走过八十尺长的绳索。等她回到塞普司基家后，就把窗帘杆放回去，重新将窗帘挂上，而且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因为她不能开灯，免得被人瞧见站在窗口，对她起疑——她有一个窗帘环没挂好。接着宝拉将绳索卷好，从窗口丢出去。”

    “真精采，”老总说，“还有吗？”

    我耸耸肩。

    “我想差不多就这样了。接着她换了件清凉已极的服装，让大楼里的人员清楚知道她身上没有画像，然后出门到城里玩耍。我若不是从几项蛛丝马迹去推敲——窗帘环、车库屋顶上的绳索、那片灰泥——宝拉很可能就逍遥法外了。”

    老总想了一会儿。

    “也许房里到处都是她的指纹，”他说，“毕竟宝拉起初并没有打算杀人。不过警方也许没有她的指纹档案，而且这两间房子除了距离近一点之外，也找不到两案相关的证物。你说得对，如果吉普逊没请你去查看，也许宝拉就可以逍遥法外了。你是怎么怀疑到她头上的？”

    “我在查看窗外时，她突然变得有点多话，而且讲话也很冲，大概是想激怒我，令我分心吧。所以我开始纳闷，她到底不想让我看到什么？”

    老总喝干他的梨酒，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