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肮脏的白袍，而且还有一圈好像从鼻孔里擤出来、不知怎地莫名其妙流到右耳边的光。男人的手以一种很不自然的角度弯着，手上有一块圆石掉在底下一群面黄肌瘦的儿童身上。画作的主要色调是红、棕及金色。

    “有意思。”我说，“但这算艺术品吗？”

    “拍卖会上至少能卖到两百万元。”詹米森告诉我说，“这是十四世纪的作品，描述——呃，圣西蒙在某处喂养儿童的情形。”

    “用圆石喂小孩子啊？”我问。

    “他把石头丢给小孩子，孩子一接到石头，石头就会奇迹般地变成一条条的面包。”

    “他一定很讶异。”我说。

    “画在离开欧陆前受过鉴定。”詹米森说，“投了一百二十万的保险，昨晚画在塞普司基家的公寓中被窃。麦席林伯爵想要赔偿，我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还有，画跑去哪里了。”

    “贵公司有提供赏金吗？”我问。

    这是一种询问保险公司愿不愿从窃贼手中买回画作的委婉方式，除非保险公司认定对方监守自盗，否则通常会采取这种办法。大部份保险公司都会给对方留点余地，他们在应付求偿者时，还是会按规定给对方一些警告。

    “还没有。”詹米森说，“我认为他们把画藏起来了，不过警方彻底搜查后并无斩获，所以我才会打电话到你们办公室。你们去把画找出来，这样我们就不必付钱了。”

    “我看看你手边有什么。”我说。

    信托保险的调查工作大多委托给我们公司，所以我对他们的程序很熟，即使我从未跟詹米森合作过。信托保险不喜欢顾用侦探，只有在认定有问题时，才会动用侦探。我们的工作就是去证明事情确实有蹊跷，再让他们自己去决定要花多少钱消灾。如果我们真的找回画作，就会得到一笔合理但不至于太夸张的红利。

    文件夹里约有十二张文件，都是公司用来囊括一切大小之事用的。有一份保险申请书原件；一份国际性文件，其中所有问题都以三种语言翻译出来，下头附上小得塞不进答案的长方格子。我注意到那些问题都是用细字钢笔以细小润圆的英文字体作答的。我们当侦探的就是会注意这种细节。里头还有几份画作的鉴定文件：一封艺品专家的保证信，证明画作确实为艺术品；一份以格子纸做成的正式文件，详列出该画做过的各种测试，证明作品至少已有五百年历史；还有一张艺术史家写的正式信函，为该画厘定其历史地位。头两份文件是法文，第三份则是英文。

    船运文件显示，画作是由保险公司挑选的船运公司负责包装运送的，该公司经常帮重要美术馆运送整场展览的作品。文件上有装运箱的详图，还有船运公司确认已将画作原封不动交给塞普司基伯爵的文件。我想文件下的签名应该就是伯爵的。

    我将其中跟塞普司基相关的三张文件，以及四页警方报告一并影印下来。这期间詹米森去帮我打电话给伯爵，跟他约当天下午三点见面。然后我去山毛榉咖啡屋吃午饭。这是好莱坞少数还没被观光客糟蹋的地方，所以本地人常跑来这边混。在一群老作家和年轻演员之间吃饭，实在挺惬意的。我边吃着鲔鱼三明治，边研读影印来的资料，我实在无法从中看出画作被藏在何处。

    塞普司基夫妻在女儿宝拉出生前，已在巴黎住三十多年了。他们靠在马戏团里做马术表演，熬过穷苦的日子，就是那种骑马绕圈慢跑，伯爵夫妇在马背跳上跳下的腾跃特技。几年前苏联瓦解时，夫妻俩返回什辛尼克市外的老宅园里。什辛尼克是个波兰北边的小镇，德国占领期间称之为纽斯汀。长久以来，那片宅园被改建为养猪场，只有城堡本身保留下来，供俄军通讯兵团居住。城堡过去一哩的地方，是塞普司基家的马场，一度拥有五十匹骏马的马场如今仍在，只是里头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