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二十七户人家罢了。

    伯爵在马场后挖出他父亲一九三九年纳粹逼进时埋在地下的家财。其中包括一些价值连城的珠宝——这是四百年来压榨农奴的所得；一些招待来访的贵族皇室时使用的银器；一些证明家族在波兰南方拥有大片土地的文件，但波兰政府大概不会归还他们了；还有就是这幅圣西蒙。伯爵立刻将家人和家财带回巴黎，结束表演、卖掉马匹及少数珠宝，并将圣西蒙拿去鉴定。

    圣西蒙以石喂童画作在薄薄的松木板上，图高约八十六公分，宽六十二公分。换算起来，约二尺长三尺宽。艺品家鉴定为十四世纪的德国作品，也许是圣西蒙教堂祭坛三联画屏中的一片。不过也很有可能是另一座三联画屏中的一片，它目前珍藏在首都马耳他的瓦拉塔美术博物馆中。

    警方的报告是我所读过最匪夷所思的窃案。伯爵的公寓位于比佛利山庄西边，在威夏街和黄铜路交接口一栋全新大厦的八楼。那地方非常昂贵，品味一流，不过我可不会选择住到那种主要地震带上。塞普司基夫妻昨晚稍早便离开公寓了，只有女儿宝拉例外，宝拉一直待到十一点过后才离开。全家没人穿着或携带任何衣物足以藏匿二乘三尺大的硬木板。据门房说，宝拉的打扮，只怕连一根牙刷都藏不住——我可以想像他说这话时咧嘴而笑的样子。

    塞普司基家的人离开前不久，画作还在——有几位到府参加鸡尾酒会的名人可以作证。伯爵和夫人凌晨两点左右返家，画就不见了。塞普司基家要下楼只能搭电梯，电梯不会在任何住户和大厅间的楼层停驻，此外就得走楼梯了；你可以从任何楼层进入楼梯间，但仅能从大厅离开。电梯及楼梯的每个平台上都装了安全摄影机，大楼员工声称在塞普司基一家离开到返家的这段期间内，并未看到任何异样，警方查证摄影机的影带后，也证实了这点。

    我明白信托保险为什么会起疑了，我还没有什么意见，但我希望在接下来几小时内能厘出一些想法。

    守门员送我进大厅，门房打电话到楼上确定他们想见我，然后再由大厅人员送我进电梯，帮我按下八楼按钮，以免我忘了怎么搭电梯。他用钥匙启动电梯，然后将钥匙抽走，因此就算我想在其他楼层出来，电梯也不可能停住。

    塞普司基伯爵在门口接见我。伯爵十分高大，轮廓圆润，他身穿一袭棕色西装、绿色直纹白衬衫和及一条跟他的笑容一样宽阔的深绿色领带。他热情地用力紧握我的手，我趁骨头还没被捏断前将手抽回，并报以微笑。

    “你是保险公司的史坦利·庞姆先生吗？”

    “是的，伯爵。”我同意道。

    他的话虽不完全对，但也差不多了。我不确定该称他“大人”、“殿下”还是其他之类的，不过我决定别去担心这档事。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人人平等，虽然有些人的平等比其他人高一点，不过比起以前贵族所享的特权，这点不公平实在已经微不足道了。

    “请进来。”伯爵说道，“尽量看看房子，问问仆人，这件事实在太令人费解了，我们都很想知道答案。”

    “我看看我能做什么。”我告诉他说。

    伯爵带我到客厅，那空间像是个明暗对比绘画的习作，白墙白窗帘，整片地板则铺着黑色地毯。覆在大型落地窗上的窗帘挂在厚重的黑杆子上，并缀着醒目的黑绳。房中央有张L形的黑色长沙发，沙发前是一大张黑矮桌，对面是跟沙发同样花色的安乐椅，看起来十分摩登，但房中其他家俱则全是老式的欧洲花色——几张严肃的直背白椅、一个大衣橱和一张木纹清晰可见的漆黑小书桌——这些很可能都是古董。

    伯爵的夫人和女儿也都在，但四周没有仆人。夫人坐在其中一张直背椅上，她的身材和嘴唇都很单薄，鼻子削尖。夫人的打扮和房间很搭——窄领白蕾丝边的直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