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里记载着：在一八八六年九月末，我与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一起去达特穆尔前不久，一桩后来被称为“敲诈案”的奇怪案件开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个案件当时有可能涉及英国一个最受尊敬的人。甚至直到现在，夏洛克·福尔摩斯还极力主张要想方设法避免透露有关人物的真正身份；因而，在叙述这些案件时，我当然要尽一切可能在这方面按他的愿望办事。确实，我和他一样，对这样一个事实是很敏感的，即由于多年来参与调查了许多案件，我们当然听到了许多奇怪的私房话，知道了许多隐私，这些东西如果为外界所知，只能引起谣言和震惊；因此，我们的荣誉是与保守秘密紧密相连的。在贝克街上我们那间平凡的斗室中，曾有很多地位不同的男女客人向我们倾吐过他们的烦恼，我将确保不在无意中说出可以暴露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话来。

    我记得，在九月末的一个早晨，我初次听说那个案件，该案件就是现在要叙述的主题。那天天气阴暗沉闷，预示着早雾将临。我到西顿街一个病人家出诊，在回家途中发觉街上有个小鬼偷偷地跟在我后面。当他走到与我并肩的位置时，我认出他是“贝克街非正规军”的一员——福尔摩斯偶尔雇用一帮邋遢孩子，让他们到伦敦街道上去充当耳目，给他们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说：“嘿，比利。”

    这孩子露出不认识我的表情。

    “老板，借个火行吗？”他亮出了一个破烟头问道。我给他一盒火柴。他在把火柴还给我时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然后很快地低声说：“大夫，看在老天份上，告诉福尔摩斯先生，让他注意‘男仆’博伊斯。”说完，他粗野地一点头，懒懒散散地走了。

    为我的朋友带这个密信，我并不感到不快。因为，在过去这些天里，他有时神态生动，有时神情专注；吸烟之多，也令人吃惊；我明显地感到他已经受聘侦察一个案件了。然而，他一反常态，没有邀请我参与他的机密活动。我得承认，不管福尔摩斯怎么打算，能够参与这个案件使我得到很大的满足。

    走进起居室时，我看见他懒洋洋地靠坐在壁炉前的扶手椅里，身上还穿着他那件紫色的晨衣。他那双厚睑灰色的眼睛透过朦胧的烟雾沉思地看着天花板。他的一支胳臂垂在椅子旁边，手指尖捏着一封信。一个信封落在地板上，我注意到信封上印有个贵族的冠状凸纹花饰。

    他不高兴地说：“啊，华生，我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也许这样对你倒有好处，福尔摩斯。”我对他说话的语调感到有一点恼火。说完这句话，我就开始把别人托我带的口信告诉他。福尔摩斯听了之后吃惊地扬起了眉毛。

    “这真是太奇怪了，”他说：“‘男仆’博伊斯能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由于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事的经过，所以简直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天哪，华生，这是个明显的缺陷。”他干笑着答道，“亲爱的朋友，我到现在还没有让你参与我的机密，那决不是由于不信任你。这外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在请你提供非常宝贵的帮助之前，我宁愿自己先稍微摸索一下。”

    我热切地说：“你不用再解释了。”

    “啧，华生，我已经走进死胡同了。可能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想得过多反而会弄巧成拙，而沉着地思考问题主要靠对明显的……”他截住话头，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一跃而起，踱到窗户前面。

    “我现在面临着的是我所见过的最危险的敲诈勒索案件之一，”他大声说，“我想你也许知道卡灵福德公爵这个名字？”

    “你说的是已故外交次官吗？”

    “正是。”

    我说：“可是他已死了大约三年了。”

    “华生，我知道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