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再从头跟我说明一遍，”帕斯卡尔尔说。

    这一解释就是半个多小时。契斯克瑞思打定主意不再说第三遍。

    解说完毕后，帕斯卡尔尔说：“契斯克瑞思先生，我猜你一定很了解霍尔比夫人。”

    “我担任她的律师十五年了，帕斯卡尔尔先生。在那之前，我父亲为她服务。父亲过世了以后，我当上资深合伙人，也继承了霍尔比夫人的业务。不过我可不敢说我了解她。最初几年，她一直认为我只不过是篡位成功的办公室小弟。”

    帕斯卡尔尔微笑说：“她是什么样的女人？”

    契斯克瑞思若有所思地回答：“别讲出去，好吗？”

    帕斯卡尔尔点头，以大动作收起笔记簿。

    “你知我知就好。她是个相当难缠的女人，”契斯克瑞思说。“娇纵、无礼、固执、势力。她有时候也很慈祥，会逗人开心，十分体贴，不过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是面对皇室成员，她才会露出美好的一面。她爱附庸风雅，嗜好自始至终只有一种，就是大型歌剧。她的政治理念天真——这话还讲得客气，说穿了，她是个天生的法西斯分子。她很难原谅保守党阴谋让出印度。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她整天盯着电视，坚信英军修理阿根廷一顿之后，必定会继续进行大扫除任务，解决掉法国佬、中东佬或印地安红番，清除掉这些想要兴风作浪的人。她对待她的宠物好过于她的亲人，虽然也怀有少许无私、利他的人情味，却全部耗在她一辈子最执著、最疯狂的一件事，因此不但毁了自己的一生，也破坏了其他人的生活，害我们所有人都陷入这种痛苦的境况。”

    “你应该当那种出庭的辩护律师，”帕斯卡尔尔说。“你刚才那一番话对检方一定具有杀伤力。不过我有兴趣的是她执著的那件事。她是凭着为人母的第六感，还是用事实推断出儿子没死？她根据的事实又是什么？”

    “关于这一点，警探，我就帮不上忙了，”契斯克瑞思说。“因为她偶尔会说溜嘴，所以我猜她一直在积极调查儿子的行踪，从来没有放弃过，但是本事务所只有间接参与。也许是因为她丈夫在世的时候，她必须暗中行动，后来就习惯私底下进行了。也或许因为她看得出我父亲和我都对她强烈怀疑。”

    “照你这样说，她丈夫并不像她那样怀抱希望？”

    “对，没错。他在世的时候只是尽量配合老婆，说不定原本也还抱着一丝希望，不过后来战争结束了，所有的战俘营也都找遍了，他总算才死了心。我父亲跟我说，后来他下令，从此一定要把儿子当成已经死了。他在葛林岱村的圣威尔菲教堂挂了一块纪念牌匾，还举办告别式。霍尔比夫人那天生病无法出席。”

    “可是，她能了解丈夫的苦心吗？他这人一定也非常主观，”帕斯卡尔尔说。

    “像是两大巨头火拼呢，”契斯克瑞思说，“山姆·霍尔比是真正的硬汉，不过夫人也身怀一种必杀技。多数女人都懂这一招，只是暂时不用。”

    “那是什么？”

    “长寿。看看身边的人，躺在墓园中的多半是男人，搭邮轮旅游的多半是寡妇。”

    帕斯卡尔尔放声大笑。

    “你真幽默，”他说。“你刚才说，贵事务所很少直接参与霍尔比夫人的寻子行动，不过遗嘱想必是你亲手拟定的吧？”

    “没错，好几年前拟定的。”

    “你认同遗嘱的内容吗？”

    “这问题问得不好，”契斯克瑞思说，“所以我也不会用心回答。不，我不认同。我努力说服她稍微修改内容，她却坚持不改里面的主要条文，我也觉得没必要因此失去一个有利的大客户。”

    “没有精神不稳定的问题吧？”

    “没有，在她立遗嘱的期间绝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