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确实既非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也非一般成员。关于那个证据，我本人也毫无印象。警察对我严酷审讯，叫我说出同志的地下活动点，交代共产党重建计划。特别是，他们拿竹剑猛击我的腰根等处，后来每到冬天便犯神经痛。可是拷问来拷问去，我自己确实一无所知，他们也无可奈何。后来又对我说：‘只要你肯写背叛书，姑念初犯，可以不予起诉。’这真是狗屁不通！一开始就是无事生非，何况背叛得提出保证，要提供组织情报，可我什么都不知道，也就不可能背叛了。就这样，从四月底开始，那一年里我被解押转送到一个又一个警察局，和如今这位波多夫人的恋爱关系，也不得不彻底解除。”说到这里，须贺似乎不胜悲凉之感。一辈子独身度日的学者并不少见，须贺就是独身至今的一人。我想道，须贺氏独身不娶的秘密，原来竟是这样的苦衷！

    “不过！关于那所谓证据，我还没有谈到。那既不是列宁也不是马克思的著作，只是凯恩斯一般理论的译本。”

    此言一出，满座哗然。这话是可以相信的。当时由于警察无知，确有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误为马克思的著作抄收禁的笑话。不过，因为藏有凯恩斯的著作而遭逮捕的事，我还是初次听说。须贺看到自己的话在席间产生的效果，似乎非常满意。

    他休息片刻，面浮微笑。从此可以看出，他毕竟是大学的教师。

    “诸位感到惊讶是很自然的，不过，尽管战时的日本，警察无知而又疯狂，但因凯恩斯的书籍而抓人却似乎是不可能的。其实其中另有缘故。而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与淑子小姐的自杀事件有关。啊，我并非说肯定有关，只是刚才我想到了有这种可能。”须贺又以啤酒润喉。

    山崎君对我轻言细语：“那自杀事件，难道与思想问题有什么瓜葛？这话越说越奇了！”

    我也拟出了给周刊杂志发表的新闻小说的标题：《为思想殉身的一位少女》，其副标题是《事隔十六年澄清的自杀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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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事情开端按照顺序往下说吧。我被捕的那一天是四月三十日，正好是靖国神社例行大祭的日子。早晨六点左右，警察来到我的寓所。他们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罪为由搜查住宅。我自己作为见证人，自始至终在一旁观察搜查情况，警察共有三名，他们把书箱里的书籍取出几本，进行检查。检查的方法，是把书本一页一页地对着窗户透视。我对这种行为莫明其妙。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架式。我这人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是实干派，虽然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共鸣，却没有参与实践活动。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可是，有一名警察正在检查第十本书时，突然叫唤其余的两人。按着三个人凑到一起，查看那一本书。我想走过去看个究竟，他们不许我靠近。不一会儿，其中一人把抄查物件产收领证交给我。那上面仅仅登记了上面说过的那本凯恩斯的著作。自然，我当场就问了为什么要没收那本书，他们只是莫名其妙地嘿嘿冷笑几声。而且，叫我自愿随同他们上警察局去。所谓自愿随行，言外之意就是对我暗示：如果拒绝，便要将我紧急逮捕。他们还给我戴上了手铐。

    “那一天的事情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一口气就讲了这么多！往下扼要一些说吧。”

    到了警察局，审讯人员冷不防叫他供出共产党重建计划，须贺不解其意，便反问警察。对方喝道：“别装傻！如此简单的暗号，警察一看就懂！”审讯员把一本书扔到他眼前，原来就是那本凯恩斯的著作。

    “根据警官的说明，我把那本书一页一页地透视。看出有些铅字刺了小小的针孔。再把刺了孔的文字连缀起来一读，我自己大吃一惊！有了这段文章，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对我起诉，我是无法开脱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