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只是见过那一次，已经记不准了。大意是：组织干部将从九州方面秘密入境，近期进京，必须与其取得联系，并印制反战传单，此外还指定了接头她点。”

    “我一时目瞪口呆，这件事我一无所知。就连书上有针孔，由于我粗心大意，也不曾发觉，审讯之余的时间，在拘留所里，只要得闲，我就苦苦思索：这种带有暗语的书籍怎么会混到我的藏书里面呢？如果那本书是在旧书店买的，好歹能够解释清楚，对于警察也能提出反驳。然而那明明是一本新书，就是对自己我也不知应该如何解释。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一定是有误会。此话离题了，不过我还是想把自己的推理说出来，供诸位参考。我的推理如下：出售这本书的书店里，有位店员或老板是个共产党员。这是前提。

    “他打算在他的同志出现在书店时，递交这本带有情报的书籍。恰逢其时，我到了书店，或者是因为我的长相很象接头人，或者是因为老板外出不在店里，不知内情的店员把它误卖给我了。反正是由于这类原因，这本书才误传到我的手里。

    “不过，诸位自然也会发现，我这种推理是有破绽的。这很简单：我藏有凯恩斯的这本著作，警察怎么会知道的呢？这一点，在我获释以后——不，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个疑团。而在今晚，席间得知了许多往事，这疑团变得更大了。

    “这很明白：淑子小姐的遗书，和我的案子中出现的物证，都是出自同一种手法。淑子小姐是在我坐牢期间自杀的，而我获释以后，在乡下隐居约两年之久，对于淑子小姐的遗书一事也是毫无所知。然而刚才听了那一番话，我便独自沉思，二者出自同一手法，究竟纯属偶然，还是另有原因呢？我寻思这与淑子小姐的自杀是有关连的，于是斗胆说出自身的往事，提出这节外生枝的疑问，不知诸位作何想法？敝人愿闻一二。”须贺副教授说罢，复用手帕拭嘴，弯身落坐。他的话音刚落，客人们便开始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喁喁细语。不一会儿，嗡嗡声渐渐增大，交为一团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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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须贺先生所说的疑点，不是很容易解释清楚吗？”说话者是柳原英一。他既是属于“门派”的批评家，又以派文学活动的理论家而为世人所知。他的头脑特别敏锐，这一点享有盛名。据说即便是貌似不合理的事情，经过柳原论证，也能顺利地合理化。

    此时，柳原摘下眼镜，以右手揉挤两眼之间的部位。不象别人一样起立发言，仍然稳坐不动，口边浮着腼腆的微笑。

    “我是这样想的。那自然是共产党的情报，不过那种书籍。一本本地买下来，代价可就大了。每周买一本，要花两百元——哦，当时是一至两元吧。累计起来，就是很大的数目。所以，接头人一定是在书店当场读取了情报。

    “也许照规定是必须买走的，这是为了不留证据。可是偶然也有缺钱的时侯吧。这种时候，就只好当场读取了事。总之，那本书是在接头人当场读取情报之后，作为废物留在书店里，又由须贺先生买去了。这，就是我的想法。至于警察的消息来源嘛，可以这样考虑：刺有针孔的书本，可能经过这样的途径，落到另外的某个人家里。而那位X先生，恐怕不会象须贺先生这么疏忽大意，而且颇有闲暇，还怀有侦探的兴趣。他发现了针孔，便把刺了孔的文字串接起来，方知是非同小可的文章，连忙向警察局报告。于是警察开始搜查。

    “啊，对了！有件事要请问须贺先生。须贺先生，凯恩斯的那本著作，是在您常去的书店买的吧？”

    “嗯——记不清了，不过多半是吧。那时候，大部分书籍都是在月底关饷时上那家书店买的。”

    “非如此不可呢，于是警察叫书店开列老顾客的名单，须贺先生一定购阅了当时被视为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