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品的综合杂志；此外还买过许多不受当局欢迎的书籍。何况他又是专攻经济学的大学院学生。于是警察选中他了，搜查了他的住宅。”对这番推理，我颇以为然。柳原的意见是否妥当，我还来不及充分考虑，但他在须臾之间便作出了如此牢固的“理论构成”，使我觉得他的这种才干的确名不虚传。

    “须贺先生！请您注意，现在探讨问题的第二个层次——即淑子小姐的遗书和那情报文书为何出自同一手法。我以为这也很好解释——波多先生的夫人，当时是须贺先生的未婚妻，她可能为须贺先生的安危，去找律师之类的人物打听内情。请对方预测刑罚的轻重。不管那人是律师还是其他身份，反正是个十分知情的人物。他告诉当时的绢子小姐，获释是很难的，因为证据确凿；至于那证据嘛，就是如此这般。绢子小姐从此得到启发，便采用同样的办法与她的好友作秘密通信的游戏。

    “事情也许就是如此。怎么样？这一点，即算说得不准，也不会相差太远吧？”说完这一席推理，柳原点燃烟斗，深吸一口。满座的视线集中于绢子夫人。夫人有些尴尬，眨眨眼睛，不置可否地微笑着。

    “哎呀，事情过去太久，我可记不清了……听这么一说，觉得这种事说不定是有过的。”

    “不，这种说法很不对头！”出乎意料，野岛局长竟然出言反驳，“诸位，我想以警官的身份说几句。我觉得刚才那种意见，是不通警方内情的说法。这个——无非是空想推理之类……”柳原在座位上挺直了身子。他面露敏锐的表情，仿佛斗志猛涨。

    “如今法律知识已经普及，对于人权的关心日益高涨，所以当人们遭到逮捕，大多数部会延请律师。可是当时，很少有人在预审前履行这项手续。怎么样？须贺先生，您当时请了律师么？”

    “嗯——我想没有。因为事出突然，我连一个律师的名字也不知道……反正被捕以后，除了警官谁也没有见着！”

    “这就对了。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嫌疑犯，自然是不准会见外人的，连骨肉至亲也不许会面呢！所以关于针孔一事，不可能由须贺先生泄漏出来。至于搜查当局的警察，对于如此关键的证据，更不会漏出风声……就是说，夫人无法知道须贺先生案子的证据究竟是什么。”野岛说话时虽然笨拙地故作谦谨，但看得出他骨子里充满自信。不过，柳原也不示弱，他的态度似乎是将要起而反驳。

    这时，春彦突然起身嚷道：“啊，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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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彦显然非常激动。说话的音量之大，超出了必要的程度。他向野岛提问：“野岛先生，既然手法一致，可以考虑是同一个人所为吧？”野岛大约一时没有听懂春彦这句话的意思，愣了片刻。

    但他很快就悟出来了。

    “当然可以！一个犯罪者，一旦取得成功，下次犯罪也倾向于采用同样的手法。不过，正因为手法相同，容易判断为同一个人的罪行，所以得冒风险。”野岛的回答既非肯定亦非否定，但春彦对此并不介意，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刚才听了须贺先生的讲话，明白了很多事情。先前说我妹妹自杀，是和我有过不伦关系的缘故，可我对此毫无印象。

    “我正在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恰好听到须贺先生的一席话，于是构思了一种假说。这个假说，须贺先生恐怕也是想到了的。但是他不愿使波多先生难堪，只作了暗示，却不敢深入发掘。这假说与柳原先生的推论大相径庭，恐怕有所冒犯。但请诸位好歹容我说出来，若有矛盾之处，恳望批评指正。”春彦说话间渐渐沉着下来，语气也趋于平静。

    “首先，关于须贺先生的案子，那本书上所刺的针孔，其实并非共产党的文件。那是某个人物在须贺先生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