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周后

    威利斯医生是个比较善于读心的人。6月底，当阿克兰返回军队继续服役的要求被拒后，他最不可能吐露心事的人就是这位心理医生。没有什么理由，他深信，威利斯的第一句话会是“我告诉过你”。的确，威利斯的大多数预测都变成了现实。阿克兰为自己的天真愤懑不已——他一直天真地以为在一个现代化的作战部队中，应该会有一名残疾军官的一席之地。

    医委会的调查结果是绝对负面的。查尔斯·阿克兰要返回岗位的明确意愿获得了赞赏，但是他残疾的严重程度与他的抱负不符。他失明的一侧会成为他执行任务时的不利方面，他的耳鸣和日益频繁的偏头痛会影响他的决策能力。医委会的首要职责是考虑所有军人的安全，各成员的意见是，如果阿克兰中尉获准恢复职位，会对其他人的安全造成威胁。

    即使是在他自己的心里，阿克兰也回避着离开军队的事实。他以很糟糕的方式处理着他的失望，拒绝任何文职类工作的建议，排斥那些试图帮助他的人。他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是群体的依附者而不是一分子——当他收拾好行李离开时，他知道，他将再也不可能见到这些战友中的任何一个了。没有告别仪式，没有说再见，他，一个孤独、愤怒的人，带着对自己和未来深深的恐惧，退出了军营大门。

    对于在苏珊·坎贝尔那里生活的日子，阿克兰曾对罗伯特·威利斯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人太多……他们一个个像白痴般目瞪口呆地盯着我……”——因而这次他决定到伦敦生活的选择似乎有点奇怪。但是，尽管他与众不同的外貌特征，他知道，在这个大都市，他可以隐姓埋名。路人可能会盯着他看，但与在相对较小的社区里所吸引的关注度相比，这算不了什么。在他父母的村庄，人们说长道短爱打听的癖性会让他发疯。他渴望湮没无闻，被世人忘却，渴望有机会在没有干扰或外来压力的情形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

    没有需要抚养的家属，有一笔住院期间不曾花过的薪金，再加上从国防部获得的一笔战争伤残补偿金，阿克兰的储蓄存款是丰厚的，他不用急着去找工作。在滑铁卢地区，他租用了一套为期六个月的一层公寓，节衣缩食，像个穷人一样生活，几乎不怎么花钱，只是偶尔会在一家小酒吧停下，买杯啤酒。

    他靠跑步打发日子，告诉任何与他搭讪的人，他是在为伦敦马拉松训练，从而为受伤的退伍军人筹钱。有时他甚至相信跑步本身就是一种慈善行为，而不是他用以关闭大脑、远离人群的一种方式。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与人有眼神接触，对于人们对他表达的善意的兴趣，诸如他是谁，他在做什么等，他选择小心地回避。

    对于身穿阿拉伯或穆斯林服装的人，他已形成了一种身体上的强烈反感。威利斯并没有料到他会产生这样的厌恶感或者说恐惧感。每次看到白色长袍上面的一张大胡子脸，他的身体就会随着肾上腺素的分泌而发抖，他总是选择横过马路或者拐至边道小巷来避免接触。他的厌恶发展到包括不喜欢所有非白种人。他的另一半承认这种反应是无理性的，但他并没有试图去控制这种感情。如果能把事情的责任转移到他不理解也不想去理解的人身上，他会感觉好受些。

    威利斯曾警告过他，说他可能会有某些惊人的反应。这位精神科医生曾笼统地谈到有关精神创伤的后果，以及悲痛，尤其是对自己的悲痛，会如何歪曲事实、影响前途的。他劝阿克兰不要老去想自己控制不了的悲剧的一面。内疚是一种强大而混乱的情感，当你失去了有关事故的所有记忆时，情况会变得更糟。阿克兰总是把话题引开，避免讨论战友的死亡。

    “我的感觉不是内疚。”他说。

    “那是什么？”

    “是愤怒。他们不应该死的。他们有妻子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