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闷的星期一，九点二十分，我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新办公室——带着一点儿淡淡的忧郁，还不至于陷入深深的沮丧。

    这地方一点儿也没有振奋我的精神。办公室在德拉姆街，距离海厄特区和一条废弃的内河码头高速公路六十英尺，我刚认识凯莉的时候就租下了它。这里最近刚整修过，电梯运行时不再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了；接待室和私人办公室放置了有灯芯绒垫子的合金椅，挂上了威尼斯式窗帘；墙面刷上了柔和的色彩，搭配浅褐色的地毯和黄色的电话机，但以我惨淡的心情看过去简直是场色彩噩梦。

    新办公室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特色。以前在特德卢安近郊的那间老办公室充溢着我二十年的生活气息：斑驳的墙壁、老旧的家具、脱落的分类标签、山姆·斯佩德时期的带水池的壁龛。那才是私家侦探的办公室。这儿更像是位销售员、律师或副经理的办公室：舒适、不显眼、单调。它不属于我，即使我在一整面墙上挂了《黑色面具》的封面招贴画。

    我不断告诉自己当我适应这里的环境后会产生家的感觉；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能让这儿带上我的烙印。但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希望回到泰勒街，回到我那间不复存在的老办公室，管他客户们的想法，管他庄重的律师形象！我已经五十三岁了，做了二十多年的私家侦探，拥有了体面的生活。难道我非要开始改变吗？

    很讽刺。现在我正是在这儿，在明亮整洁的新办公室里，像个陷入热恋的小青年一样祈求一个小我十五岁的女人做我的妻子。而且我已经单身了五十三年了。我究竟为什么要改变我的生活呢？

    该死，真该死。

    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望着刚拉开的威尼斯式窗帘。天气相当不错，阳光明媚，有一点薄雾，我能看见内河码头上的景象。轮船发出的微弱鸣笛声打破了办公室的静谧，可能是索萨利托渡船发出来的。我坐了一会儿，眺望窗外，想了很多，然后起身用电炉烧水，准备冲咖啡。

    在以前的办公室，我把电炉放在我的文件柜顶上。这儿则有个单独放它的小桌，上面有罐装速溶咖啡、奶精、糖、一包塑料小匙和一排一次性塑料杯。也许每天早晨我应该带盒炸面圈和蛋糕来，好好招待客户，或者再买二个电炉、煮意大利面机和海员式沙司，迅速地做出意大利面，让他们和他们的意大利私家侦探一起享受一顿正宗的意大利餐……

    电话响了。我已查看过留言并关闭了答录机——周末没有留言。于是我走过去提起黄色话筒，语气有点儿忧愁：“侦探事务所。”

    一个一本正经的拘谨男声问我是谁。我告诉了他，他又问道：“你是个侦探？”我心想：不是，我只是个蠢蛋。不过我仍回答：“没错。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吗？”

    “我叫乔治·希科克斯，代表克莱德·莫伦豪尔先生。”

    他说第二个名字时的变调似乎表示我应该知道这个人。但我从未听过克莱德·莫伦豪尔这个名字，也从未听过乔治·希科克斯。

    “什么事？”

    “莫伦豪尔先生需要一名私人保镖。你能做吗？”

    “是的，我以前做过。”

    “这周六你有时间吗？”

    “做几天？”

    “就周六。”

    “让我看看日程表。”我说。

    我的日历像这间办公室一样无聊，但永远别让顾客察觉到你非常渴望接他的案子。停了十五秒我才说：“是的，周六看起来有点时间。要我做什么性质的保镖，希科克斯先生？”

    “我想亲自来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来拜访你。”

    拜访，天哪。

    “好。你什么时候方便？”

    “三点。”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