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你有充分的理由。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你有必要为自己去找一些DNA证据作为弥补。”

    “我没那样做，大人。肯定没有。”

    “没有，丘吉尔先生？我认为恰恰是你所为。从你第一次到犯罪现场开始，你就知道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法医证据，于是，你拿走了这个皮筋头花，留待需要时派上用场。后来，布莱恩特警长完成他的初步调查时，你意识到除了几个不确定的脚印外一无所获，没有证据证明沃尔特斯夫人去过犯罪现场附近。但是，你不打算接受这一结果，对吗？你不想看着警方再次失败。所以，那天夜里，你知道犯罪现场无人防守，就悄悄溜出去，把头花丢在装有倒钩的铁丝网附近，然后，派布莱恩特警长回去，找到了它。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对吗，丘吉尔督察？”

    “不是。”丘吉尔冷冷地说，“不是这样的。”

    萨拉没什么别的好说，于是坐了下来。

    萨拉刚一坐下，马修·克莱顿就站起来进行再次盘问，用平缓、抚慰的语气连续问了丘吉尔许多问题，旨在恢复他的名誉，让大家了解，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高级警探，仅仅关注揭露事实真相。他做得很好，不过，萨拉倍感欣慰地看到，几位一直在认真观察的陪审员脸上露出的表情，即便不是公然愤怒，也是若有所思。萨拉想，我已经全力以赴，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希望可以开花结果。

    下午庭审结束后，萨拉轻快地跑下楼，去见她的委托人。她感觉自信、坚定而乐观。

    “好了，我觉得我们的表现如预期一样好。”她边说边摘下假发，捋了捋有些散乱的马鬃假发。“现在，我们必须谈谈明天该怎么做。”

    “明天做什么？”

    “你的证词。你在证人席上如何表现。”她注意到，凯瑟琳沮丧地坐在长凳上，脸色苍白，情绪紧张。今天下午的表现对她来说真的就这么差吗？在萨拉看来，这给了她们真正的机会。“在你开口之前，现在先听我说，我知道你很担心，但实际上，这是决定性的时刻。依我看来，丘吉尔那人今天看上去很狡猾——太圆滑，太自信，很难让半数陪审员喜欢他，不管我们能不能证明，有些陪审员一定认为他栽赃了证据。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强化他们的印象，对比你们的性格差异——一位值得尊敬的正派母亲，因为女儿的死遭受巨大痛苦，但却遭到警方的陷害，以掩盖他们的无能。如果你能够讲出真相，让他们同情你，我们的胜算就比较大了。”

    “那如果我拒绝作证呢？我也有权这样做，对吗？”

    “拒绝？”萨拉吃惊地摇了摇头。“那我们就输了，就这么简单。控方和法官会对此评论，然后陪审团会怀疑你究竟想隐瞒什么。你不能这么做，凯瑟琳，这次不能。除非你想下半辈子过牢狱生活。”

    “也许我想。”

    “什么？”这句话说得很轻，萨拉不确定有没有听见。

    “你不是这个意思吧？”

    “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凯瑟琳弓身坐在长凳上，转动着手指上的婚戒，躲避着萨拉的目光。萨拉意识到，她比我认为的还要沮丧。萨拉坐到凯瑟琳身旁，抓住她的一只手。没多少时间了，她能听见走廊上传来的脚步声和大笑声，警车队很可能已经过来，要带凯瑟琳回监狱过夜。

    “凯瑟琳，听我说。你不认罪，因为你没做这件事，对吗？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你有责任亲自出庭作证，不论那看起来有多难。这是你对自己和家庭的责任。我们谈论过，这种罪行坐牢的时间很长——至少十年——为了你没犯过的谋杀罪，不管你对这个人的死有多高兴。所以，你明天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吗？至少对我们上诉时会有帮助。可是，如果你什么也不说……你会悔恨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