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戈，时间也确定在6月21日星期四12点整，这就清楚了。”

    “不清楚。哪个12点？”

    “什么哪个12点？”

    “中午12点还是午夜12点？还会来第五封信的。”

    “我这会儿关心的不是这个，埃勒里。此刻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是朱达·本迪戈干的。只有现在我们才真的算知道了，对此我们能做什么呢？”

    “报告埃布尔。”

    “他人在华盛顿。”

    埃勒里耸耸肩：“那我们就一直等到他回来。”

    “假如6月21日之前埃布尔还回不来呢？”他父亲问。

    埃勒里用那封信的信纸磕碰着自己的嘴唇。

    “就算他及时回来了。我们把这些向他报告了。他说，‘谢谢啦，先生们，和我想的没有出入，你们可以打道回府了——归途顺风！’那我们就往太阳升起或落下——谁知道纽约在什么方向——的地方飞去。那我就要问了：这一切所为何来？什么才是我们最需要做的？还有，”埃勒里小声说，“他们怎样处置朱达兄弟？活剥他的皮呢？还是把他吊起来让他喝不成酒？或是轻描淡写地责骂两句？”

    “还是先把这些湿衣服脱了吧，儿子。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再得了肺炎可是不值当的。”

    他们默默地开始脱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