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字迹潦草，时间是下午7点钟。

    埃：从6点起就一直打电话找你。赶回来写了这张条子。你一看到就赶来卡扎利斯家找我。

    会议定在7点30分。

    现在己经7点35分了。

    埃勒里转身就跑。

    穿制服的女仆带他进入卡扎利斯的客厅时，他第一眼看到的人是纽约市长。这位神色苦恼的人民公仆整个身子都埋在摇椅里，两只手紧抓着一个玻璃杯，眼睛瞪着埃勒里脑袋上方那座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半身雕像。

    坐在市长旁的警察局长则专心地研究雪茄的袅袅香烟。

    卡扎利斯医生坐在一张土耳其式的躺椅上，背后垫了好几个丝质垫子。他太太握着他的手。

    站在窗户边的则是奎因警官，沉思不语。

    气氛凝重。

    “可别跟我说，”埃勒里说，“一切都完了。”

    没有人答腔。卡扎利斯起身调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埃勒里不胜感激地接了过来。

    “埃勒里，今天你上哪儿去了？”警官的语气听起来像是随口问问似的。

    “坐着警车到处跑。不要误会，市长先生，”埃勒里说，“这是打从接受任命以来我第一次这样做。以后我还是会继续做我的安乐椅神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还有以后的话。”

    市长迅速地看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坐，奎因，坐。”

    “没有人要回答我的问题吗？”

    “那不是一个问句，那是陈述。”卡扎利斯医生靠着垫子说，“而且作为一番陈述，正好贴切地说明了这个案例。”

    “坐，奎因。”市长又叨念了一次。

    “谢谢你，市长先生，我陪我父亲站着就好。”

    埃勒里被卡扎利斯医生的面容吓了一跳。他浅色的眼睛充满了血丝，皮肤皱纹毕露，让埃勒里联想起洪水退潮后，被冲得沟沟坎坎的土地，原本冰河似的外表都退让屈服了。他想起卡扎利斯提过他有失眠的毛病。

    “医生，你看起来很疲惫。”

    “这一阵子我心力交瘁。”

    “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卡扎利斯太太尖着嗓子说，“他硬撑着，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现在体力已经比婴儿还差，没日没夜地忙，自然……”

    她丈夫捏捏她的手。

    “精神医学方面的调查，奎因先生，是个败笔。我们什么成果也没有。”

    奎因警官生硬地说：“这个星期我一直和卡扎利斯密切合作，埃勒里。今天算是终了了，有几个可能成为对象的，我们一个一个调查过。”

    “无声无息，你知道，”市长挖苦地说，“连一个脚趾头也没踩到，一个字也没泄漏给媒体。”

    “唉，”卡扎利斯医生说，“充其量只能说有极微小的可能性。完全是我的错，那时候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点子。”

    “只是那时候吗，艾德华？现在难道不是了吗？”卡扎利斯太太困惑地看着的丈夫。

    “已经于事无补了，亲爱的。”

    “我不懂。”

    “我看，奎因，”市长说，“你连第一垒还没到吧？”

    “我连球棒还没挥呢，市长先生。”

    “原来如此。”

    你这个特命调查员玩完了，埃勒里心想。

    “奎因警官，你觉得怎样？”

    “这是个非常棘手的案子，市长先生。对一般的谋杀案来说，调查的范围有限，通常就是丈夫、朋友、雇员、对手、敌人等等。等动机开始浮现后，调查范围会缩小，如果运气好的话，范围还会进一步缩小。此外，还可以从人际关系里抽丝剥茧，即使是最复杂的案子也迟早可以漂亮地侦破。但是这一个……你要怎么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