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回到办公室，每个人都在唧唧喳喳。迈克·艾尔斯去餐桌那儿拿酒了，有三四个人和他同去。伯顿大夫手插兜，皱着眉在听法雷尔和普拉特说话。沃尔夫的两手已松开，一根手指蹭着鼻子，看得出心潮起伏。我走到他的桌边时，卡伯特律师正对他说：

    “我认为您会拿到酬劳的。我开始明白您为何如此著名了。”

    “我可不会为恭维话打折，先生，”沃尔夫叹口气，“在我看来，如果我拿到了酬劳，那可是物有所值。您的朋友蔡平先生可是块硬骨头。”

    卡伯特点点头。“保罗·蔡平是位变态天才。”

    “所有天才都变态，包括我自己。不过说起变态，生命何尝不都如此。这种疯狂而无用的物质发酵体，本来是要静静地占据某个空间。但是，哎呀，我们却在这旋涡里，我们能想到的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挖空心思，和它一起转。保罗·蔡平怎么就成了这种变态？我是指那起著名事故。跟我说说。我知道是在大学发生的，是欺负新生。”

    “对。太可怕了，”卡伯特坐在桌边，“真是太可怕了，但上帝呀，别人，战争，比如说……哦，好吧，我觉得保罗本来就变态。他是新生，我们至少都上二年级了。您知道‘场子’吗？”

    “场子？”

    “在哈佛。”

    “从未去过。”

    “哦。宿舍楼——塞耶楼。就在塞耶中门——‘地狱角’。我们在楼下开啤酒会，还有校外的一些人，所以盖恩斯和科拉德也恰巧在那儿。我们玩得很高兴，大约十点，有人进来说回不了房间了，钥匙落在了屋里，门是撞锁。我们自然都开始鼓掌。”

    “真伟大，忘带钥匙？”

    “哦，不是。我们是在为机会鼓掌。从走廊窗户，或其它屋子的窗户爬出去，沿墙外窄沿，可以通往任何一间锁着的屋子，能从窗户爬进去。这可需要技巧——为了进最高法院。我现在是不会这么干了，但我上大一时是干过的，许多人都干过。一旦哪位高年级学生忘带钥匙，就会抓个新生为他服务，哈佛的传统。这也没什么，年轻人很敏捷。就这样，当那家伙——安迪·希巴德——宣布被锁在门外后，我们自然想给新生点儿颜色看。我们四处寻摸这个倒霉蛋。有人听到走廊里有声音就向外看，看到有人路过就把他叫了进来。是蔡平。”

    “他是新生。”

    卡伯特点点头。“保罗很有个性，那时他身上就有股劲儿。也许他已经变态了。我不是心理学家。安迪·希巴德跟我说……不过这对您没什么用。反正我们本来不想招惹他，他却碰巧落在我们手里。明白我们的意图后，他还挺冷静。他问安迪住哪一层。我们告诉他四层，要上三层楼梯。他说很抱歉，他干不了。费迪·鲍恩对他说：‘怎么，你又不是瘸子，对不对？’后来发生的事让我们记住了这句话。蔡平说他很健康。天生严肃的比尔·哈里森问他是否有恐高症。他说没有。我们拥他上了楼梯。一般来说，上楼看热闹的也不过十二个人左右，但由于蔡平对这事的反应，我们上去了三十五个人。我们没碰他。他自己上去的，因为他知道如果拒绝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什么？”

    “哦，那些事。看我们想到些什么了。您了解大学的孩子们。”

    “不怎么了解。”

    “好吧。他接着走，我永远忘不了他倒着爬出走廊窗户时的那张脸，纸一样白，还有些异样的表情，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很担心。安迪·希巴德也很担心，他跳上前让蔡平回来，他要自己去。旁边的人抓住安迪说别犯傻了。所有能挤到前面往外看的人都这么说。月色很好。还有些人跑到别的屋里，往窗外看。蔡平上了外沿，直起腰，走了几步，他的手使劲往前伸，想要抓住下一扇窗。我没看见，我没在看，他们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