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而固执的人。有两只烟斗是他最喜欢的，换着抽，其中一只还在老地方。他没从账户上特别提取什么款项，不过他经常随身带许多现金。”

    “我给你说了烟斗的事吗？”

    “好像说过。绍尔·潘策尔忙了一整天，总得汇报点儿什么。在一百二十六街和百老汇卖报纸的一个小贩说上星期二晚九、十点钟，看到希巴德进了地铁站。这个小贩认识希巴德许多年了，虽然没说过话。”

    “绍尔就打听出点这个？”

    沃尔夫点点头，一边探身去按铃。“这个警察也知道，也就这些，尽管希巴德先生已失踪整整一周。上午，我给克拉默探长和地方检察官莫利先生的办公室各打了个电话。你知道的，他们卖情报的价钱高得简直是在抢，可我看出来了他们连猜都无从猜起。”

    “莫利不定什么时候就多发你一张牌。”

    “也许吧，但没牌他可发不出来。我给了绍尔·潘策尔条建议。他照做了，但希望渺茫。他想单枪匹马钓条大鱼，没戏。如果蔡平先生和希巴德散步时，把他从桥上推下东河，我们可别指望绍尔能跳下水把尸体捞了来。警察和巴斯科姆的那些人已经按惯例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并采取措施，还在继续。至于蔡平先生，没必要问他，他已经跟巴斯科姆和警察说了，上星期二晚，他在家，他妻子能证明。附近也没人记得看到他出去。”

    “你给了绍尔条建议？”

    “给他找点事儿而已，”沃尔夫倒了杯啤酒，“不过眼前最紧要的事，我们已大功告成。法雷尔先生已联系到二十人签署备忘录——纽约市只有埃尔克斯没签；外地的，也打电话通知了，只有一人不同意，皮特尼·斯科特先生，出租车司机，未统计在内。没必要追着他不放，不过有机会注意他一下，我对他有些好奇，在别的方面。备忘录副本都送出去了，只等收回。法雷尔先生也在收集那些警告，除了警察手里的，都要收齐。最好——”

    电话响了。就为接电话，我差点把杯里的奶洒了。办案时，我总是这个样子，恐怕这辈子也改不了了：哪怕我刚刚将十位著名杀人犯送进大牢，正心满意足地追踪一个往投币机里扔假币的家伙，听到门铃响，弗里茨去开门，我也会吓一哆嗦。

    我听了几秒钟，冲沃尔夫点点头。“是法雷尔。”沃尔夫拿起他的电话，我仍拿着话筒贴在耳朵上。他们只说了一两分钟。

    挂机后，我说：“什么什么？法雷尔请人去哈佛俱乐部吃午饭？你花钱简直像个醉酒的水手。”

    沃尔夫蹭了蹭鼻子。“不是我在花钱，是法雷尔先生。出于礼貌，当然得我来付。我让法雷尔先生安排和奥格尔索普先生见个面，我可没要请他吃饭。事已至此，没办法了。奥格尔索普先生在出版蔡平小说的那家出版社供职，法雷尔先生和他有点儿交情。”

    我笑了。“啊，你没辙了。我想你是要让他发表你那篇论文《轮子的独裁》吧。写得怎么样了？”

    沃尔夫没理会我的小聪明。他说：“今天上午，我在楼上琢磨了二十分钟。为了不被查出来，保罗·蔡平会选择去哪儿打字呢？巴斯科姆的报告推测，蔡平还有一套铅字连动杆，必要时就换上。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幼稚。连动杆不好换，又费事又烦琐，何况还得找地方藏这连动杆，很危险。不，不是那回事。还有一个老办法，去打字机行，使用他们准备售出的打宇机。但像保罗·蔡平这种身体有残疾的人，很容易被记住，而且三份警告都是在一台打字机上打的，这就更不可能了。我也考虑了其它几种可能性，包括巴斯科姆调查过的几种，有一种似乎还有点儿希望。蔡平或许会去他的出版商的办公室，要求使用打字机修改文稿，或者就说想写封信。我就指望法雷尔先生找出那台打字机了，也许奥格尔索普先生能让他在蔡平用过的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