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是公共速记员用的。据我所知，是一位会员捐赠的，本来放在阅览室，但有些只会用一个指头打字的专家太吵了。”

    “好的，”我站起身，“您可以想想我的感受，大老远跑到费城来迎头挨这一棒。我可以告诉沃尔夫您几时回去吗？万一他要找您呢？”

    他说也许明天，他要给艾伦比先生准备好图纸。虽然没收获，我还是向他道了谢，然后出去透气，坐上街车去北费城。

    乘火车回纽约，我坐的是吸烟车厢，车厢里充斥着各式各样上百对肺的排出物，这可不是能令我高兴起来的环境。不论想什么脑子都不清醒，可又睡不着。到宾夕法尼亚车站时已是半夜，我走回了家。

    办公室漆黑一片，沃尔夫已经睡了。桌上没有留给我的便条，这么说没什么特别的事。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牛奶，上楼去。沃尔夫的房间和我的在同一层，我的房间面对三十五街，他的在后面。我想也许他还没睡着，想听听这个好消息，就转到走廊后面，想看看他的门下是否有亮光——不能走得太近，他睡觉时，会打开一个机关，只要有人走到距离他的门八英尺的地方，或有人碰了他的窗户，我的房间里就会轰的一声巨响，能把人震瘫了。下面的门缝黑黑的，我拿着牛奶走了，边喝边洗漱准备睡觉。

    星期五早晨，吃过早饭，八点半了我还坐在办公室。我之所以坐在那儿，首先是因为搜寻希巴德令我很烦，其次我要等到九点，沃尔夫一去温室我就得见他。但是八点半，内线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是沃尔夫从他的房间打来的。他问我旅行是否愉快。我告诉他要是有朵拉·蔡平做伴，那就完美了。他问法雷尔先生是否记得他用的是哪台打字机。

    我说：“是哈佛俱乐部的打字机，吸烟室外的小房间。看来那些会员只要心情好，都能在上面弹上一曲。不过至少范围缩小了，说明不是耶魯的或别的无赖干的。看得出蔡平希望把事情弄得尽量简单些。”

    耳边沃尔夫低声咕哝道：“好极了。”

    “是呀，找到你要的一条事实了。太棒了。”

    “不，阿奇。我是认真的。这就很好。跟你说，这案子不需要证据，有事实对我们来说就够了。但我们必须搞到确凿无疑的事实。请你从哈佛俱乐部找个能帮忙的人，别找现在的客户，也许艾伯特·赖特愿意帮忙；他要不行，就找别人。让他把你作为客人带进去用那台打字机打个样本——不，不能那么做，不能留任何漏洞让蔡平溜走，也许他比我想象中的还难对付。虽然他身体不好，还是有可能带台打字机的。这么办：找到人帮忙后，买台新打字机——多好的都行，你看着办——带到俱乐部去。新的放下，旧的带走；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和服务员商量，或变戏法，随你。当然，帮你的人得明白他需要随时合作，证明你拿走的是哪台机器。把打字机带到这儿来。”

    “一台新打字机要花一百美元。”

    “我知道，不用说。”

    “好吧。”

    我挂上电话，拿起电话本。

    就这样，星期五上午十点，我和东电力公司的副总裁艾伯特·赖特，坐在哈佛俱乐部的吸烟室里，喝着苦艾酒，脚边放着一台打字机，罩着亮闪闪的橡胶罩。赖特非常愿意帮忙，理所应当，他的妻子、他的家都是沃尔夫救的，一起典型的勒索案……不提了。没错，他的确付了沃尔夫酬金，而且挺慷慨，但凭我的了解，我相信钱是买不到妻子和家庭的；妻子和家庭要么是无价之宝，要么正相反，一文不值。不管怎样，赖特挺帮忙。我说：

    “就这事，就是那台打字机，我给您看了批号，还让您在下面画了一道。这是沃尔夫先生的意思。”

    赖特扬起眉。我接着说：

    “您对为什么这么做当然并不关心，但如果您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