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他哪天会告诉您。真正的原因是他热爱文化，不希望看到这么好的一家俱乐部的成员用那台垃圾。我已买了台全新的打字机，”我用脚趾碰碰它又说，“刚买的，新型的。我把这台打字机带来留在这儿，把那台垃圾拿走。就这事。如果被看到，我也不在乎，玩玩儿而已。俱乐部得到它需要的，沃尔夫先生得到他想要的。”

    赖特微笑着咂了口苦艾酒。“我之所以犹豫，主要是因为您让我在那台垃圾上做记号。为尼禄·沃尔夫，我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我不喜欢卷入麻烦，没准儿还把俱乐部也拖了进去。我想对于这一点，您无法作出任何保证吧？”

    我摇摇头。“保证不了，但我知道沃尔夫先生在如何布局，所以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把握。”

    赖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分钟后再次微笑着说：“好吧，我得回办公室了。您就玩儿吧，我在这儿等您。”

    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拿起打字机，走进小房间，放在桌上。公共速记员就在十英尺外擦他的机器，我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看都不看他一眼。我把那台垃圾拉到一旁，套上那个亮闪闪的罩子，把新的放好，端起那垃圾打字机就出去了。赖特起身和我一起向电梯走去。

    在入口处，赖特站在便道上握了握我的手，但没有微笑。看他的表情，我想他的思绪已飞回到了四年前，我们上次握手时。他说：“替我向尼禄·沃尔夫表达最诚挚的敬意，告诉他，即便我因协助偷窃打字机而被踢出哈佛俱乐部，我对他的敬意也丝毫不减。”

    我笑了。“还是把我的眼睛偷走吧，把新打字机留在那儿，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带着战利品回到四十五街我停车的地方，把打字机放在旁边的车座上，向城里开去。有打字机在，我感觉我们有了方向。虽然我不知道朝哪儿走，但沃尔夫知道，或自以为知道。对沃尔夫的算计我通常不怎么挑剔；我担心——没错，而且如果我觉得他漏了什么可能会让我们摔跤的东西，我也会坐立不安，但在我心底，几乎总是相信他所漏掉的最终一定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对这件案子，我没那么肯定，都是因为那该死的瘸子。人们对他的议论，星期一晚上他的表情和所作所为，还有那些警告的语气，所有这些似乎有什么迹象让我忐忑不安——或许这一次，沃尔夫把人看扁了。这不像他，因为通常对那些命运与他相关的人，他会高看一眼。我在想，或许在这件案子上，他错就错在读了蔡平的书。对文学水平，他观点鲜明，或许他认为那些书写得不怎么样，也就小瞧了写书的人。如果他小瞧蔡平，我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我旁边的这台打字机，蔡平用这台打字机打了那些警告，三份都是，毋庸置疑，保罗·蔡平可以很方便地经常使用这台打字机，但要想证明他曾用过，一点儿法子都没有。更何况，绝大多数与此案相关的人都可以使用这台打字机。不，我想，从警告这事儿看，关于蔡平得出的任何论断几乎都低估了他。

    回到家时，还不到十一点。我把打字机拿到门廊，放到架子上，脱掉帽子和外套。那儿还有一顶帽子和一件外套。我看了看，不是法雷尔的，不知道是谁的。我去厨房问弗里茨谁来了，他不在，兴许在楼上，于是我回到门廊，拿起打字机去办公室。进门走了不到六英尺我就站住了。拐杖靠在扶手上，正坐着翻书的人恰是保罗·蔡平。

    我突然张口结舌了，我可不常这样，也许是因为我腋下夹的正是他用来写诗的打字机，尽管有包装——他当然不可能认出来——但他能看出来是台打字机。我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他。他抬眼很有礼貌地跟我说：

    “我在等沃尔夫先生。”

    他又翻了一页，我看到是《魔鬼料理后事》，沃尔夫在书里做了标记。我说：

    “他知道您在这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