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几分钟从黄“悍马”司机那里脱身。如果不是跳河的警察的话，我恐怕还得再待上一阵儿。他终于从水里“爬上来”，来到我站的地方，我正听着一长串没完没了的威胁和辱骂，没一句有新意的。我尽量以礼相待，那司机显然气坏了，我当然不希望他忍出内伤，可我毕竟有更紧急的警务要处理。我试图跟他解释，可他显然不是那种能边叫喊边倾听和理智思索的人。

    所以一个很不高兴的湿透了的警察来得正是时候，恰如其分地打断了这个喋喋不休的家伙。“我特别想知道那辆车的司机是怎么回事儿。”我说。

    “是吗？”他说，“请给我看你的证件。”

    “我得赶紧去一个犯罪现场。”我说。

    “你现在就在一个犯罪现场。”他说。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他端详半天，滴滴答答的运河水打湿了我的镀膜照片。最后，他点点头说：“好吧，摩根，你可以走了。”

    从“悍马”司机的表情上看，你会以为警察刚刚说的话是把罗马主教给烧了。“你不能让那杂种就这么走了！”他尖叫，“那杂种撞了我的车！”

    那警察很酷地看看他，又洒下几滴运河水，说：“我能看看你的驾照和证件吗，先生？”这听上去是一句很精彩的预示我可以离去的台词，我赶紧开溜。

    我那可怜的小车发出一阵很郁闷的噪声，但我还是驾着它朝着大学开去，没办法。现在又出现了一具新的尸体，我们还没有弄清它和其他两具尸体的关联。这让我们感觉我们像狗场里的灰狗，追赶着一只假兔子，它永远在我们前面一点儿，每次可怜的灰狗都以为下一刻就能咬到兔子，兔子却又飞快地跳开了。

    我前方是两辆警车，四个警察已经在洛韦艺术博物馆周围拉上了警戒线，让围观的群众向后退。一个很威武的剃光头的警察过来迎接我，指着建筑背后给我看。

    尸体是在博物馆背后的一丛植物间被发现的。德博拉正和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说话，文斯·增冈蹲在一具躯体左腿的踝骨旁边，用一支圆珠笔在小心地抠着什么。从路上看不到尸体，可也不能说是被小心地隐藏着。它显然像另外两具尸体一样被烤焦了，而且也像那样被摆放成一种肃穆僵直的姿势，头颅被陶瓷牛头取代了。眼看这情景，我再次等着内心深处能够出现那种提示，可什么也没有，除了一阵热带柔风吹拂着我的脑门儿。我还是孤单一人。

    我正在那儿跟自己较劲儿，德博拉冲了过来，嗓音提高八度。“你可算来了，”她嚷着，“你去哪儿了？”

    “缝纫课。”我说，“这跟前边的案子类似？”

    “看着像。”她说，“你说呢，增冈？”

    “我觉得这次有了突破。”文斯说。

    “真他妈是时候。”德博拉说。

    “有个脚链，”文斯说，“是白金的，所以没有熔化。”他抬头看看德博拉，露出他那可怕的假笑，“上面印着塔米的名字。”

    德博拉皱起了眉，朝博物馆侧门望去。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绉条布外套，打着领结，正和一个警察站在那儿，他面色焦虑地看着德博拉。“那人是谁？”她问文斯。

    “凯勒教授，”他告诉她，“教艺术史的。是他发现的尸体。”

    德博拉继续皱着眉，她站起来，朝那个穿制服的警察示意，让他把教授带过来。

    “您是……”德博拉问。

    “凯勒。格斯·凯勒，”教授说。他年约六十岁，长得挺英俊，左颧骨上有一道疤。他看上去并没被尸体吓晕。

    “这么说，是您在这儿发现了尸体。”德博拉说。

    “是的，”他说，“我过来检查一个新展品，美索不达米亚时期艺术，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种艺术，然后我就在灌木丛里发现了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