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就是在做一件好事儿。两种声音都同意我这么做，尽管其中一个稍微有些勉强，但另一个声音，就是比较黑暗的那个，则兴致勃勃地怂恿我尝试。

    于是那条叫巴迪的老是乱叫的小狗把德克斯特送上了征程。初试身手显得很笨拙，这很自然，而且比预想的要乱，可仍然是那么美妙、正确而且必需。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又做了几个小试验。精心策划，小心挑选，尽管是在热血澎湃的自我发现阶段，我已经懂得如果邻居家的宠物都不翼而飞，肯定会有人要找麻烦。但我另辟蹊径，骑自行车去了另一块地盘。年轻的我屡屡得手，慢慢学会了自娱自乐。我是那么沉迷于自己的小试验，我把残余废物埋在附近，就在我家后院的灌木丛后面。

    我现在当然知道了这其中的不妥。但当时，一切都显得天真而美好，我喜欢每当望向灌木丛时就能沉浸在暖洋洋的回忆之中，接着我犯了我的第一个错误。

    那是一个慵懒的午后，我坐在大榕树上，看着哈里停好车走了出来，站住。他脸上是一副工作时的表情，我以前见过他这样子，但很不喜欢。他在车旁站了很久，眼睛闭着，一动不动，屏息静气。

    然后他睁开眼睛，换了一副“很高兴回家了”的表情。他朝前门迈了一步，我从树上跳下来迎上去。

    “德克斯特，”他说，“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其实什么新鲜事儿也没有，但即便那时我也知道不能这么回答。“很好，”我说，“我们学习了共产主义。”

    哈里点点头。“学这个很重要，”他说，“俄罗斯的首都是哪里？”

    “莫斯科，”我说，“以前是圣彼得堡。”

    “是吗？”哈里说，“为什么改名呢？”

    我耸耸肩。“他们现在是无神论者了，”我说，“他们没有圣人了，因为他们不再相信那个了。”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我们开始往屋里走。“那可不太好玩儿。”他说。

    “你有没有……嗯……跟共产党打过仗？”我问他，我想说杀人，但没敢，“你做海军的时候？”

    哈里点点头。“打过，”他说，“他们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和他们对抗很重要。”

    我们来到前门，他轻轻推着我走在他前面，进入充满了新鲜咖啡香气的家。我的养母多丽丝总是为下班回家的哈里煮好咖啡。她那时还没有病得卧床不起，她在厨房里等着他。

    他们像往常那样一起喝咖啡，轻声交谈，这是一副诺曼·罗克韦尔画作中的经典场景，如果不是那晚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肯定早把它忘了。

    多丽丝去睡觉了。由于癌症病情越来越严重，她需要加大止痛药的剂量，所以就寝时间越来越早。哈里、德博拉和我跟往常一样围坐在电视机前。我们在看一部情景喜剧，我不记得是什么了。当时有很多部，都在试图说明一个道理：尽管我们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我一直等着看到些证据，证明我也是这样的，但不管哪个主角都未曾砍死他的邻居。不过，大家似乎都喜欢看这些剧集。德博拉不时放声大笑，哈里一直面带笑容，我则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持低调，融入其中。

    可是在一幕高潮戏演到一半时，就在即将上演我们彼此一样，马上是热烈拥抱时，门铃响了。哈里皱了皱眉，但还是站起来走到门边，眼睛仍然看着电视。我因为已经猜到结局，而且不大会被那些做作的拥抱所打动，所以看着哈里。他打开前廊的灯，从门镜向外看了看，打开门锁，开了门。

    “格斯，”他说，语气里略带惊讶，“进来。”

    格斯·里格比是哈里在警察局最老的朋友。他们互相给对方的婚礼当伴郎，哈里是格斯女儿贝特西的教父。格斯离婚后，他每逢节假日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