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出来。我跟着丘特斯基向左走，又来到一个接待处，一位侍者站在一辆玻璃小推车旁。他朝我们鞠躬之后，给我们一人一只高脚杯。

    “这是什么？”我问。

    “古巴版‘佳得乐’，”丘特斯基说，“干！”他喝干了杯子里的东西，将空杯子放回车上，我也有样学样。这饮料挺温和，甜的，有点儿薄荷味儿，我发现的确好似在三伏天喝了“佳得乐”的感觉。我将空杯子放在丘特斯基的杯子旁边。他又拿起一杯，我也跟着来。“干杯。”他说。我俩碰了一下杯，我一饮而尽。真好喝，从早上赶飞机到现在都水米未进，所以我任由自己享受一下。

    我们背后的电梯门又打开了，我们的门童拉着行李出现了。“嘿，你来了，”丘特斯基说，“带我们看看房间吧。”他喝干饮料，我们跟着门童沿着走廊走去。

    走到一半时，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我的腿突然变得跟木头似的沉重。“‘佳得乐’里有什么？”我问丘特斯基。

    “朗姆酒。”他说，“怎么，你从来没喝过莫吉托？”

    “没喝过。”我回答道。

    他咕哝一下，好似忍着笑。“习惯习惯吧，”他说，“你现在是在哈瓦那。”

    我跟他沿着突然变长变亮的走廊继续走。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喝高了，不过还是挣扎着走到房间进了门。门童将行李放在一个架子上，拉开窗帘，向我们展示这间超级棒的房间：古典风格装饰；两张床，中间被床头柜隔开；浴室在房间左侧。

    “真不错。”丘特斯基说，门童微笑着向他半鞠一躬。“谢谢，”丘特斯基说着递过去一张十美元的纸币，“十分感谢。”

    门童笑着接过钱，边点头边应承如果有事儿，只需一个电话，他就会移山倒海完成我们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要求，然后他消失了。我一头扎进靠窗的那张床上。我挑这张床是因为它离我最近，但阳光从窗户直射进来，强烈得眩目，我闭上眼睛。房间并没有旋转，我也没有突然失去意识，但这么闭着眼躺在这里感觉真不错。

    “十美元，”丘特斯基说，“这是这里绝大多数人一个月的工资。哗啦一下，他五分钟就赚到了。他大概是天体物理学博士毕业。”他停了一会儿，等我反应，然后又说，他的声音越来越远了，“嘿，你还好吧？”

    “从来没这么好过，”我说，我的声音听起来也很遥远，“不过我得睡一分钟。”

    我醒过来的时候，屋里很安静，很暗。我的嘴唇很干。我摸了一阵儿，摸到了床头柜，接着摸到了台灯。我扭亮台灯，在光线下，我看见丘特斯基把窗帘拉上了，他却不知道去了哪儿。台灯旁有一瓶水，我抓过来拧开盖子，如获甘霖般一口气灌下半瓶。

    我站起来。因为一直趴着睡，身体有些僵硬，不过除此之外感觉非常好，而且胃口大开。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还是大白天，但太阳已经西斜，阳光没那么强烈了。我眺望着宽阔的便道旁的港口、防海墙和城垛，那里仍然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很悠闲，他们没在走路而是在溜达，三五成群地扎堆儿聊天、唱歌，还有的像是在开导失恋的人。

    海港远处一个男人套在一个巨大的救生圈中，把它当悠悠球转。再远一点儿，三艘大船喷着气驶过，不知是货船还是客轮。鸟在波涛上飞过，太阳照耀着水面。这是一幅美丽的画面，不过再美也不能当饭吃，所以我从床边的桌子上找到房间钥匙向楼下大堂走去。

    前台对面的电梯旁有个非常大而且正式的餐厅。还有间酒吧。餐厅和酒吧都不错，可不是我需要的。酒吧侍者用纯正的英语告诉我地下有个快餐厅，就在大堂另一边顺着楼梯下去的地方。我也用纯正的英语谢了他，然后下了楼。

    快餐厅装饰得像个电影院，我费了半天工夫才找到菜单，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