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除了爆米花还卖别的。我点了古巴三明治，当然还点了古巴“铁”啤酒。我坐着，心中略微苦涩地思忖着闪光、摄像机以及接下来的行动。

    我吃完东西走上楼梯，一时兴起，顺着大理石台阶走出饭店到了正门外面，一队出租车正在待命。我漫无目的地走过去，走上长长的便道，经过一排老式雪佛兰和别克汽车，居然还有一辆哈德逊——我从车前脸认出的。几个人靠在车旁，很高兴的样子。他们都很想载我，不过我微笑着朝远处的大门走去。前面是一堆看着像高尔夫球车的车，带着色彩鲜艳的塑料外壳。这些车的司机都比较年轻，车也不像哈德逊汽车那么讲究，但同样地都想阻止我运用自己双腿的权力。我还是设法摆脱了他们，继续往前走。

    在大门口，我停住脚四处打量。前面是一条弯曲的街道，迎面不知是酒吧还是夜总会。右手边是下山的路，延伸到城垛，左手边也是下山的路，能看见街角有个电影院似的建筑，还有一排店铺。我正沉思着不知往哪儿走，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车窗摇下，丘特斯基着急地从车里叫我。“进来，”他说，“来来，哥们儿。上车，快点儿。”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着急的，但还是进了车，我们又回到了饭店前面，右转进了翼楼前的停车场。

    “你不能在正门口这么闲逛，”丘特斯基说，“要让那家伙看见你，就没得玩儿了。”

    “哦。”我说，觉得自己有点儿蠢。他当然说得对，德克斯特对白天跟踪一类的事儿毫无经验，所以我完全没想到。

    “来。”他说着爬出了车，手里提着一只新皮箱。他给了司机车钱，我跟着他从侧门进去，经过几个商店，右转到了电梯。我们径直进了房间之后才开始说话。丘特斯基将皮箱扔到床上，自己跌坐到椅子里说：“好吧，我们得打发掉一些时间，最好就在房间里。”他看了我一眼，好像在看弱智儿童，末了又补充道：“那家伙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他看了我一会儿，确定我听懂之后，拿出一本皱巴巴的小册子和一支铅笔，翻开书填起了九宫格。

    “你皮箱里是什么？”我有些没好气地问。

    丘特斯基笑笑，用铁钩子把皮箱钩过来并打开。满满一箱子的便宜打击乐演奏用品，上面大都刻着“古巴”。

    “这是干吗？”我问他。

    他仍然笑着。“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他说，然后接着填那有趣的九宫格。我没办法，只得抓过另一把椅子，坐在电视机前，打开电视，开始看古巴情景喜剧。

    我们安静地坐着，直到黄昏来临。丘特斯基看了一眼时钟后说：“好啦，伙计，咱们走吧。”

    “去哪儿？”我说。

    他冲我挤挤眼。“见个朋友。”他说完后一直没再开口。他拎起新皮箱，走出门。尽管我被他挤眼的动作弄得有些不舒服，可也没办法，只好跟着他出了房间，又从侧门上了一辆出租车。

    哈瓦那的街道这时更繁忙了。我摇下窗户看着、听着、闻着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给我的是千变万化经久不息的音乐，从我们经过的每一扇门后、每一扇窗里飘出。还有街头三五成群的音乐家们，他们的音乐此起彼伏，到我们进了市区后才变得稀少，可又余音绕梁，好像一直在我耳边齐唱《甘塔那美拉》。

    出租车在一群群唱歌的、卖东西的甚至怪怪地在打篮球的人群中开过了一段颠簸的路。我很快就没了方向感，等出租车在路中央一个巨大的金属球前停下来时，我已经找不着北了。我跟着丘特斯基走上便道，穿过一个广场，来到路口，这是个酒店模样的地方。余晖下散发着耀眼的橙粉色，丘特斯基带我进了酒店，走过一间钢琴酒吧和一排排桌子，桌上散放着海明威的画像，画笔粗糙，像是小学生画的。

    大堂尽头是部老式电梯，我们走过去，丘特斯基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