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无法肯定。”我说。

    “我敢打赌，”他说，“你已经找到了丹科大夫。”

    我看了德博拉一眼，她摇摇头，于是我只好将目光重新转回到凯尔的墨镜上：“这名字真有意思，是波兰人的名字吗？”

    丘特斯基清了一下嗓子，望着远处的海湾。“我估计你那时还没有来到世上。当时有一个广告，丹科是一种自动蔬菜切碎机，可以将蔬菜切成片、切成丁——”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我们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丹科大夫。他制作切碎的植物人。如果你远离故乡，目睹非常可怕的事，自然会喜欢这种玩笑。”

    “可这一切现在就出现在家门口，”我说，“他怎么会在这儿？”

    “说来话长。”凯尔说。

    “这表示他不想告诉你。”德博拉说。

    “既然是这样，我就再来一块蟹肉饼。”我说。我探身拿起盘子里的最后一块蟹肉饼，味道真不错。

    “好了，丘特斯基，”德博拉说，“我们很可能知道这家伙藏在哪里。现在该怎么办？”

    他用一只手按住她的手，笑了。“我要享用午餐。”他说，然后用另一只手拿起了菜单。

    德博拉望着他的侧影，将手抽了回来：“浑蛋。”

    这里的菜肴确实很可口，丘特斯基竭力表现得友好热情，仿佛他已经认定既然无法说出真相，不妨对人笑脸相迎。坦白地说，我很能理解他的做法，因为这也是我惯用的伎俩，德博拉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板着脸，拨弄着盘子里的菜。凯尔不停地说着笑话，问我觉得海豚队今年夺得冠军的概率有多大。虽然海豚队就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也不在乎，但作为老谋深算的伪装大师，我自然对这话题有几个精心准备过、听起来有几分道理的评价，而丘特斯基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喋喋不休地说着，竭力表现得开朗友好。

    我们甚至还要了甜点，让我觉得“用美食使他们分心”的把戏玩得有点儿过头，尤其是在我和德博拉压根儿没有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不过美食毕竟是美食，如果我开口抱怨，肯定会显得不够厚道。

    当然，德博拉可是辛苦了一辈子才养成待人不厚道的习惯。服务员将一盘小山般的巧克力糊摆在丘特斯基面前，丘特斯基拿起两把叉子转向德博拉，她抓住这个机会，将手中的匙子猛地扔到桌子中央。

    “不，”她对他说，“我不想再喝一杯他妈的咖啡，也不想再吃这该死的巧克力糊。我要你他妈的回答我。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抓那个家伙？”

    他看着她，感到稍稍有些意外，甚至还有一点儿疼爱，仿佛他这一行的人觉得扔匙子的女人很有能力、非常迷人一样，但他认为她选择的时机稍微有些不对。“我能先吃完甜点吗？”他说。

    我们站在饭店外，等待着服务员将德博拉的车开过来。这时，丘特斯基低声嘀咕了一句：“这他妈的……”然后顺着车道走了过去。我看着他走到大门口，对着随意停在一棵棕榈树旁的褐紫色福特金牛做了个手势。德博拉怒视着我，仿佛全是我的错。我们看到丘特斯基冲着车窗挥了一下手，窗户玻璃摇了下来，里面当然坐着时刻保持警惕的多克斯警官。丘特斯基靠着大门，对多克斯说了句什么，多克斯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将车窗玻璃重新摇上，然后开车走了。

    丘特斯基回来后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看我的眼神有了点儿变化，然后他坐到了副驾驶座上。

    向南行驶二十分钟，我们就来到了东西走向的鹌鹑窝路与迪克西高速公路的交会处，旁边正好有一个购物中心。再往前行驶两个街区，一连串小街便将我们带进了一个由蓝领工人组成的恬静小区，这里大多数的房子小而整洁，不长的车道上通常停着两辆车，院子里的草坪上零零星星地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