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些药物起了作用，因为我几乎从来没有听她这样哀求过任何人。“好吧，德博拉，我一定全力以赴。”她再次闭上了眼睛。

    “谢谢。”她说。

    我回到了丹科大夫的面包车旁，刚好看到年纪稍大一点儿的那位急救人员呕吐完了之后直起腰，而他的搭档坐在路边上，不顾车内的弗兰克发出的叫声，一个劲儿地嘟囔着什么。“好了，迈克尔，”年长的那位说，“好了，伙计。”

    迈克尔似乎根本不想挪窝，只是坐在那里前后摇晃着身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哦，上帝。哦，耶稣。哦，上帝。”我觉得他大概不需要我的鼓励，便走到面包车驾驶座一侧的车门旁。车门开着，我向里面瞥了一眼。

    丹科大夫肯定是仓促而逃，因为他落下了一台看似价格不菲的无线电监听器，就是紧急情况出现时警方和狗仔队用来监听无线通信的那种设备。知道丹科大夫是靠这玩意儿在跟踪我们，而不是靠什么魔力，我感到非常宽慰。

    除了无线电监听器外，面包车里空空如也，没有能透露蛛丝马迹的火柴盒，没有上面写着地址的小纸片，也没有背面写着某个拉丁文密码的纸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我们提供任何线索。当然，车上肯定有指纹，可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是谁在开车，采集指纹已经意义不大。

    我拿起监听器，走到面包车后。多克斯站在敞开的后车门旁，年纪稍大一点儿的急救员终于劝说他的搭档站了起来。我把监听器交给多克斯：“在前排座位上，他一直在监听。”

    多克斯看了一眼，将它放在面包车的后车门内。看到他似乎没有聊天的兴致，我便问他：“你觉得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他看着我，没有作声，我充满期待地看着他。我估计如果不是那两位急救人员出面的话，我们可能会一直站在那里，直到鸽子在我们头上筑巢。“好了，伙计们。”年纪较大的那位说，我们站到一旁，让他们靠近弗兰克。那精瘦结实的急救员现在似乎恢复了正常，仿佛他来这里只是为了给一个扭伤了踝骨的男孩上夹板一样。不过，他的搭档仍然显得很不开心，即使隔着六英尺远，我也能听到他喘气的声音。

    我站在多克斯身旁，看着他们将弗兰克抬到担架车上，然后将他推走。当我回头看多克斯时，他正凝视着我，又向我露出了那令人讨厌的笑容。“只剩下你和我了，”他说，“而我对你一无所知。”他靠着伤痕累累的白色面包车，交叉着双臂。我听到两位急救人员砰的一声关上了急救车的车门，接着警报器响了起来。“只剩下你和我，”多克斯说，“没有了裁判。”

    “这又是你那淳朴的乡村智慧吗？”我说。我站在这里，牺牲了左脚上的鞋子，牺牲了一件价格不菲的保龄球衫，更不用说我的业余爱好、德博拉的锁骨和一辆全新的公务车，而他站在这里，衬衫上连个褶子都没有，却在发表充满敌意的晦涩的高论。这个人实在让人受不了。

    “我不信任你。”他说。

    我觉得这是个好迹象，多克斯警官在表达他的怀疑与情感时也让我看到了他的内心。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应该让他将注意力集中到案情上来。“那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时间紧迫。”我说，“弗兰克已经处理完，而且已经交付，丹科大夫现在要对凯尔动手了。”

    他将脑袋歪到一边，慢慢摇了摇头。“凯尔无关紧要，”他说，“凯尔知道自己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重要的是抓住这位大夫。”

    “可凯尔对我妹妹很重要，”我说，“这也是我在这儿的唯一原因。”

    多克斯点了点头。“很不错，”他说，“差一点儿让我相信你。”

    我突然灵机一动。“多克斯警官，”我说，“德博拉是我唯一的亲人，你没有权利怀疑我对亲人的忠诚。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