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书不能跟使审判官容易产生叵测的记录和证据同时提出。起诉书上只能记录被告人姓名、诉讼事实和罪名。

    检察院一方既然受到这种制约，那么，审判官在公开审判以前，在介入案件内容时，也必须持慎重态度。

    不用说，法院是人多集中的地方，象这次有名的案子即便是在书记官室内也一定是议论纷纷的。但野口并不想在审判官室内，特别是在新任的候补审判官面前，公开地询问审判长“此案前途如何呀？”等。他想，必须在闲谈中若无其事地探听出为宜。

    野口认为必须特别避开早晨跟光子谈的那点，即：关于是否是故意杀人的何题，因为这关系到否定事实的问题。他想问的是关于律师菊地大三郎的情况。因为，他觉得象菊地大三郎这样的律师担任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是有些不相称的。

    菊地大三郎今年四十八岁，三年前刚辞去有二十年官龄的审判官职务。由审判官转行干律师这一现象最近还是不少的。其原因并不一定象社会一般人说的是出于政治的理由，也没有必要假定是出自什么助弱抑强的理想主义。

    在战前，高等司法科考试及格者中，成绩优秀者当审判官，这是惯例。但战后却不同了，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人倒希望当律师了。

    候补审判官跟刚出茅庐的律师在收入上相差不多，但十年后，其差距就拉开了，律师要比审判官多收入十万日元以上。另外，候补审判官有被调到地方工作的担心，但律师却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挣钱工作的地点。虽然说，既然当了审判官，其最高目标就必须是到最高法院工作，但是，最高法院的定员，比起战前的四十多人来，现在少了一大半，只剩下十五人，其中，审判官只有五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的审判官要想出头的范围，可以说是相当狭窄的，未必不在农村的地方法院呆一辈子。由于学阀或派阀关系，从开始就进了最高法院的事务局，一直到结束自己的一生为止——这种特权阶层，现在已是不复存在了。

    因此，年龄四五十岁的人中，不断出现持有下述思想的人，并不是奇怪的，即：与其在六十五岁退休前仍然呆在农村地方法院，变成一个不中用的废物，不如趁现在能干时改当律师，巩固自己的地位有利。

    上田宏的案子虽然发生在农村小镇里，但周刊杂志已经做了报道。因此，根据其辩护的方法，很有可能对律师的前途大有禆益。

    但是，如果说菊地大三郎是为了沽名钓誉，那可就错了。

    罪犯上田宏的父亲喜平自儿子离家出走的第二天，就气得发了疯似的，声称：没有那么多钱雇私人律师，有一个国家选定的律师就很不错了。

    对此，亲戚看不下眼，认为这样上田宏太可怜了。他们骂道：要说世间风气变坏，还不是家里出了一个杀人犯？但难道因此就不管了吗！岂有此理！

    喜平家有一町八反土地，除了房前房后的二反菜地外，其余的土地刚卖给北洋渔业做建厂用地。他用卖地的钱于东京近郊买了一所房子。另外，他还通过战争时期和战后到附近城市卖米卖菜，还积了不少钱，据说，他现在手头还有一千万日元的储蓄。

    因此，他不能理解：作为有这么多钱的父亲的儿子，怎么竟能为一个女人想离家出走？这一点，对于许多小镇里的人也是很难想象的。

    上田宏的下面，有一个十六岁的妹妹里子和一个十岁的弟弟直。他们将作为杀人犯的妹妹、弟弟，终生都要感到抬不起头来。

    喜平有个计划，就是待北洋渔业的工厂建成后，将其附近邻接的田地毁掉，建筑公寓，打算把每两个房间一套的住房以每月八千日元的租价，租给来工厂工作的熟练工人居住。从而，可以赚几笔钱。

    当时还在世的他的妻子阿宫对此却不赞成，动不动就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