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落在离她脑袋不到十厘米的地方。

    玛丽咏哭起来。她站不住脚。软弱，这才是最糟糕的。

    感到惧怕比遭人侵犯更让玛丽咏心有余悸。这是种纯粹的恐惧，让人浑身瘫软。

    车轮碾着她的头发，她只能听受摆布，摩托车轰鸣着，似乎不愿善罢甘休。

    直到它终于缓缓后退。然后，啵啵地响着，驶去了。

    玛丽咏用了整整一刻钟才坐起来，又用了十分钟才乘电梯回到家中。当摩托车在她跟前停下时，她已经明白，那不是个小混混，而是个信使。

    在她相信自己必死无疑时，这个信使只给了她一个警告。

    就像DSt对她讲的那样，她所做的不仅仅是打扰，她是在动摇。有人会让她明白这点。

    DSt可以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可有个条件，她得销声匿迹。她得罪的那些人手段相当残酷。

    或者，她主动保持沉默；或者，他们负责让她开不了口。

    只要她拒绝接DSt的保护，她就会处于危险之中。

    玛丽咏曾经不无放肆地问过DSt的那个家伙，如果那些人真是那么铁了心，为什么不干脆让她完命。

    那人笑了。“我们不是在拍电影，”他回答道，“杀死一个人不是这么简单，而且危险又那么大，所以不值得一试。”

    不过，她的情况有所不同，人家可能只是想吓唬她。

    可……这种事会越弄越大。开始时，有人会半夜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只发出喘气声；接下来，信箱会时不时地被撬开，信件被人拿个精光。某天，她的汽车会被人洗劫一空，然后，就是她的公寓。他们甚至可能买通一两个无赖把她奸污了。这种事以前都发生过。她惊动的这些人有权有势，心狠手辣。

    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让人保持沉默，谋杀仍然是最高一级的手段。

    DSt认识这些人，但是对他们无能为力。为了保护玛丽咏的安全，就得集中整个体系的力量：司法、警察、公共舆论和媒体。后者是最容易争取的。另外几个领域却得花更多的时间。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没人能够给她个确切的答复。同时，她得保持谨慎，不管怎样，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即便是名人，有时也会消失。如果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即使把事件透露给新闻界也不能保护她。近几年来，有多少人神秘落马？皮埃尔·贝雷国瓦难道真是自杀身亡？那么，他那本从不离身的珍贵记事本又到那儿去了？弗朗索瓦·德·格罗苏弗尔难道真的在爱丽合宫内朝自己的脑袋射了一颗子弹，而没有任何人听见？被人发现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而尸体解剖表明“左肩前脱臼，脸部瘀血”。让一埃登·阿利尔难道真是自己跌下自行车，脑袋在排水沟上撞得粉碎？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玛丽咏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女强人，性格坚强，知道自己要什么。

    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在她本该毫不示弱，还击那个骑摩托车的人，或者至少飞跑逃命的关口，她却吓瘫了。

    第二天，她打电话给DSt的那个人，接受他们的保护，销声匿迹。这条路是最好的，他向她保证，最保险的一条路。

    她没钱找个贴身保镖，DSt也不这么干。他们的方法更简单，也更保险：让她消失一段时间，让他们有时间为她的归来，为她将来的安全作准备。

    玛丽咏折起（《法国西部报》，付了账，然后找到达勉修士。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满脸沉思的样子。

    “我在冥思。”他解释道。

    为了避免多费口舌，玛丽咏向他微笑了一下就立刻坐到报纸堆中。她从1928年3月的一期《埃克塞尔斯奥报》和那些不太清晰的照片中重新开始搜寻。

    她花了一个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