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这个号码。此刻拨过去，有人接了。接电话的是一个沙哑的男声，不时咳嗽着，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他是亚当·波特的兄弟史蒂芬·波特。他表示乐意和我谈谈，十一点之前或者三点以后都行，因为他很忙，十一点到三点之间他有课，还不包括午餐时间。咳，咳（听来更像虚弱的轻笑声或是鼻音）。我说我可以立刻过去，他同意了，并给了我地址。说着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几乎震破我的耳膜，我立即挂断了电话。

    刚放下听筒电话又响了。是迈克尔·克斯卡顿，抑制不住渴望和好奇，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调查进行得如何？找到了什么线索吗？和谁谈过了？打算再去找谁谈？我向他做了个简洁的口头报告，承诺一有可靠消息就与他联系，现在我有个约会，因此要挂电话了。但我感觉不久之后还会接到他的电话。他就是那种顾客，麻烦得不可思议。

    我正要离开，埃伯哈特飘然而至。今天早上他一直在微笑，说话都带着雀跃的语调。“咖啡，”他闻闻说，“伙计，我能来点儿吗？”

    “美好的一夜，嗯？”

    “当然。”他得意地对我笑着说。

    “你不只昨晚在上床，”我说，“今早也在干吧。至多一个小时前，是吧？你匆忙穿上衣服，好及时赶到办公室。”

    他直直地瞪着我。“你他妈的是怎么推论出这些的，歇洛克？”

    “你的裤子拉链还开着。”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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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滩过去是个安静的社区，居民大部分是意大利人。你可以在那儿尝到肉酱乳酪面、基安蒂红葡萄酒，玩室外地滚球戏，谈论《甜蜜人生》和《离开意大利》——普契尼和威尔第创作的歌剧，一群穿着冈多拉服饰的大胡子服务员唱咏叹调。不再是了。北海滩仍然住着意大利人，你仍然可以找到肉酱乳酪面和基安蒂红葡萄酒，听到那些谈论，不是滚球戏就是唱歌的服务生；但是它们的影响力几乎不存在了，那种活力和老旧氛围早已成了记忆。

    中国人要负一部分责任。当中国城一路向西扩大它的领域，中国人就大面积地买下了北海滩的地产。另一个罪魁祸首是披头族或者说波希米亚风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格兰特大道活跃起来。六十年代他们变身为嬉皮士，引进毒品，继而组成了现在的大狂欢：飙车摩托手、老嬉皮士、可卡因、大麻、百老汇贫民区的皮条客和小偷，各种垃圾齐聚一堂。那些不穿上装也不穿下装的“硅胶”夜总会，在六十年代末因为卡罗尔·多达闻名遐迩，也对这里的气氛变化负有责任：它们在北海滩的娱乐中加入了猥亵，让这里的精神渐渐荒芜。

    一部分街区——尤其是科伊特塔的周围克雷恩曾住过的地方——仍然令人愉悦。在那些小意大利餐馆依然能闻到昔日的气息，虽然它们大部分已经随风而逝。现在的北海滩索然无味，暴力、混乱、嘈杂——就像没有香料和大蒜又放了一周之久的通心粉。这是另一件重要的已经逝去的东西：二十五年前若你沿着北海滩走一千码，一定能闻到浓郁的蒜香。而现在，你闻到的是煎蛋卷和垃圾的酸臭。

    史蒂芬·波特的工作室在巴列霍街，离格兰特大道半个街区。那是幢老建筑，狭窄的入口处有一块“禁止停车”的标志。并列的三个门铃上方有块手写的牌子：1A——史蒂芬·波特，雕刻家。下一行写着：欢迎来上课。

    我按了门铃，很快门锁被打开了。我走进一条漆黑的门廊，右手边有一个楼梯，一只猫蹲在第一级上看着我。我向它打招呼：“你好，猫咪。”它说：“喵。”很有礼貌，然后它开始舔肩部的毛。走廊在楼梯后面，一直延伸到房子里面；走廊尽头，一个男人从开着的门中伸出头来。“在这儿。”他说。

    我走过去。“波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