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 top">01

    周四早上，我没去办公室，直接开车穿过海湾地区去伯克利。我不打算一直在办公室里徘徊，等待埃伯哈特恢复平静回来工作，或者担心他就此不回来了。要是依拉·罗卡福特餐厅的事情在他看来严重到可以把我们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一笔勾销的话，那他就是个十足的蠢蛋，不值得我担心。我和自己的愚蠢斗争已经够麻烦的了，可不想再应付另一个蠢蛋。

    今天早晨我又有那种阴郁的感觉，但我说不清楚是哪种，也许是昨晚的浓雾和今天阴沉沉的天色造成的。即使在平日阳光充足的伯克利，今天也是一片阴沉，电报大道行车更难了。

    但我首先去的是林登街，阿曼达·克雷恩和她侄女住在那儿。这次我不是去找克雷恩太太的，我想与她的侄女谈一谈——如果能有这个机会的话。她一定知道一九四九年发生的所有事情，也可能从克雷恩太太或者是别人那儿拿了什么东西，这也许对调查有帮助。

    不走运的是，她和阿曼达·克雷恩都不在家。或者她们都在，但不愿给我这样的人开门。

    我穿过沙特克，在钱宁路上停了车，走回电报大道，然后转向北，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班克罗福特校门。人行道十分拥挤，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学生、顾客、妓女、商人和买家、音乐家、卖各种物品的街头艺人，兜售着从廉价首饰到手工雕刻小烟斗那样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儿。一个穿斗篷的女孩在一家店门口一边卖铜手镯、戒指、耳环和项链，一边弹着吉他曲，唱着琼·贝兹的《抗议之歌》，吉他底部有个红白徽章写着“战争贩之死”。一名截瘫患者开着摩托轮椅隆隆地经过我身旁，匆匆前往某个地方，又或者只是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伯克利你能看到很多截瘫患者——有些是天生的，有些则是越战的牺牲品。去班克罗福特的路上有三个小孩向我乞讨，其中一个眼神空洞，流着口水，像个白痴。一名女流浪者在阴沟里捡拾压扁了的可乐罐。一个男人一手拿着本《圣经》，一手捧着一堆宣传单告诉我上帝生气了，上帝不再压制愤怒，随后递给我一张宣传单，上面用粗体黑字印着几行字：末日即将来临——准备好！没人能逃过审判日！

    去山上宣传吧，兄弟，也许有人会听。

    这条街使我沮丧，总是这样。丑陋，无处不在的绝望感。荒地。责任全在我们自己——在人类本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制造出电报大街，正如过去八十多年来我们制造战争，培植贪婪，默许傻瓜和恶棍的所作所为。这个世纪，我们的二十世纪。启蒙、理解、智慧、同情的世纪。

    在这个阴冷的十月的早晨宣扬愤世嫉俗的哲学不是什么好事，也许我该站在那个发传单的人身边，大声地说给所有人听。路过的人大概会笑话我：又一个电报大道的疯子。

    加州大学校园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我的沮丧。它干净、迷人、精致，天真的莘莘学子聚集在那儿。我在他们中间穿过，经过学生会和路德维希喷泉，来到斯普劳尔楼。学生办公室就在这幢大楼的一层，我进去时只有几个办事员在。秋季入学注册高峰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现在这儿很安静。

    接待我的办事员壮得像匹小公马，而脸长得像老母马：尖耳朵，刘海遮住了眼睛，长脸，牙齿很多。我告诉她我叫威廉姆·柯林斯，正在为加州大学以前的一个学生写一本传记，他叫哈蒙·克雷恩，是个家喻户晓的通俗小说家。她从未听过哈蒙的名字——她高傲地说她从来不读通俗小说，图书馆没有这类收藏；她读过普鲁斯特、萨特、乔伊斯的作品。

    普鲁斯特、萨特、乔伊斯，老掉牙组合。不过我并没有把我的不屑说出来。

    我说我想查一下哈蒙·克雷恩的第一任妻子埃伦·科尼尔的信息，三十年代初她也是伯克利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