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可以看一下埃伦·科尼尔的记录资料。她说不行，绝对不行，这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我合理地争辩道，那些记录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现在拿出来不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任何伤害。我向她展示了我的文学史常识，尽管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个不入流的神秘小说作家。她动摇了。

    “我不能给你看记录，”但她还是这么说，语气很坚定，“绝对不行。”

    “那么我问你一些问题，你来回答，怎么样？”

    “我不能回答关于某个学生入学材料方面的问题。”她说。

    “我不问那些。”

    “或者学分记录。”

    “也不问那些。”

    “或者笔试成绩，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班级的。”

    “我就问一些背景。”

    她终于点头了，说查这些文件要花一些时间，所以建议我一小时后再来。于是我去校园里逛逛，从地球科学楼走到北门，再往回走，一小时后我准时站在了马脸女士的面前。

    “你真准时。”她露齿一笑。我几乎期待着她开始赞赏自己也是如此守时了。

    我问了一些埃伦·科尼尔的家庭背景；她回答问题时把资料放得很远，好像怕我越过柜台一下子夺走它们似的。她所说的没什么用。埃伦·科尼尔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伯米吉；两岁母亲去世，七岁父亲也去世了，在那之后她搬去加州和姑妈住在一起。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其他亲戚。她姑妈一九三二年时六十二岁，也就是埃伦·科尼尔进大学那年。如果她还活着的话，现在应该有一百一十四岁了，似乎不大可能仍然健在。一九三三年科尼尔退学，与哈蒙·克雷恩结婚，两年后她又回到学校继续攻读，取得了学位。

    “什么学位？”我问。

    “对不起，我没听清。”

    “她获得了什么学位？专业是什么？”

    “哦。制图学学士学位。”

    “制作地图？”

    “制图学，先生。”

    “啊哈，一个冷门专业。”

    “我想你会这么说。尤其对一个女性来讲。”

    “女性进步了不少。”我微笑着对她说。

    她没有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的语气里含有警告的成分。我想告诉她我不是敌人——凯莉曾非常真诚地称我为“男女平等主义者”，让我倍感荣幸——但是要让眼前这位二十岁，阅读普鲁斯特、萨特、乔伊斯的作品，而视神秘小说为垃圾的女士认清我这个人，真是项艰巨的任务，大概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和耐心。我再次向她表示感谢，然后走出史普罗楼，从班克罗夫特门出了校园。

    但我没去电报大道拿车，而是走了很长的路，从班克罗夫特到鲍迪奇。今天我需要这段附加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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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椴树街的房子依然没有人。于是我开车返回，通过海湾大桥，把车停进欧法雷尔大楼车库，走向办公室。门没锁；我推开门走进去，发现埃伯哈特坐在办公桌后，怒视着桌上一堆文件。关门声使他的目光转到我身上，但他什么都没说。所以我来打破坚冰。

    “哦，哦，”我说，“瞧瞧谁来了。”

    “我不想谈那件事。”他说。

    “哪件事？”

    “你知道的。我不想谈。”

    “好吧。”

    “业务，只谈业务。”

    “随你，埃伯。”

    “凯莉打过我的电话，我也这么说。”

    “那她说什么？”

    “你想她能说什么？她说好的。”

    “好。”

    “嗯。好。今早有两个电话找你。”

    “谁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