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理所当然，因为你们总是相信那些极端离谱的谎言。”

    “喝酒吧，各位。”基恩笑道，“免得狂风把酒吹翻了。”

    于是大家开始享用美酒。这间悬挂在空中的屋子固然是靠精巧的机关支撑，让人觉得它只是在风中轻微摇曳；可是，我们却都知道这个榆树树顶的小窝，像是饱经忧患的蓟，正在高空中随风摆动着呢！

    除了我之外，巴兹尔·格兰特并没有什么朋友；但他绝不是一个不擅社交的人。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交谈——还不只是交谈而已，他总是全心全意地关切对方。对于穿梭于浮世中的生活，他抱着平常心，就像是搭公车、等火车一样。当然，他因缘际会认识的朋友，多半会一一从他的生命中离去，消失于无形之中。偶尔，会有一些人认识他，然后成为他一辈子的好朋友；可是蓦然回首，又会觉得这些人像是从天外飞来似的，是随机选取的样本、是货车遗落的货品，或说是从泥土中挑出来的砂金。比如说，他的朋友可能是长得像赛马选手的兽医；抑或是温和的牧师，说话含混不清，留了白胡子；也可能是貌不惊人的蓝舍斯的船长；或是富勒姆的小牙医，和富勒姆其他的牙医长得没有两样。整洁精悍的布朗少校，看来又小又瘦，也是其一；巴兹尔在一场讨论中和少校结识，他们在饭店衣帽间讨论什么款式的帽子最好。这场讨论使这位小个子少校差一点歇斯底里。少校身上并存着老单身汉的自私以及老处女般的谨慎，这两种特质混合之后，形成他独特的男性歇斯底里。后来，他们共乘出租车回家，之后两人每隔两周便共进一次晚餐，直到其中一人过世为止。我呢，也是他无意间认识的。我认识格兰特时，他还是一位法官。我在“民族自由俱乐部”的阳台遇见他，我们交换了一些对于天气的看法。接着，我们大约花了一小时谈论政治和上帝，男人总是和完全陌生的人讨论最重要的议题。面对陌生人时，我们总能感知到抽象的“人”本身，而不会沾亲带故；陌生人之间可以好好讨论上帝，而不管对方是不是长得像自己的叔叔，也不管对方的胡子是不是智慧的象征。

    在巴兹尔这群多彩多姿的朋友当中，查德教授是极为有趣的一位。他在人种学的领域里非常出名——那是一门有趣的学问，可是我们这个世界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专门研究野蛮人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这方面数一数二的重量级权威。他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哈特街一带也很有名，人人都知道秃头、留着胡子、戴着眼镜的男人，看他的脸就知道他很有耐心，是那种不会生气的特立独行者。他每日穿梭于大英博物馆和几家顶尖的茶馆之间，带着一大堆书以及寒怆但牢靠的雨伞。他的书和雨伞绝不离身，人们认为——那些古波斯手稿室的小知识分子是这么认为的——即使回到他那间牧羊人灌木区的小砖房后，他还是会抱着这些东西一起上床睡觉。他和三位面恶心善的姐姐同住，就如同兢兢业业的学生一般，过着愉快的生活。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生活是令人振奋的。只有当巴兹尔·格兰特在深夜时分造访，二人激烈争论问题时，他的生活才会出现少许波澜。

    巴兹尔虽然年近六十，却仍带有狂野的孩子气；不知是何缘故，每当他拜访这位好学而且不修边幅的朋友时，他的孩子气就格外旺盛。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两人我都认识，而且经常和他们吃饭，在那个奇特的黄昏，奇怪的灾难降临到教授身上，格兰特却十分快乐。查德教授就像他那阶层的人一样——那个阶层曾都是些中产阶级学者——是个激进分子，而且是严肃古板的那一型。格兰特也很激进，不过，他算是那种不大常见的类型，明辨是非，并且会花很多时间来质疑激进党。当时查德刚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祖鲁人的利益以及新马康果防线》的文章；在这份精准的科学报导中，他除了提出对查卡时期的习俗研究之外，同时对英、德两国干涉这些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