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一定以为我太困、太纤弱了，因此不可能逃走，所以他只是轻轻地扶着我。他把我拖在身后，过了一个路口、两个路口、三个路口、四个路口，把我当成迟钝、缓慢又不情愿的老女人。到了第四个路口，我突然挣脱他的手，像是一头发疯的鹿，直冲向大街。而那个警察呢，他根本毫无心理准备，他长得很胖，这时路又黑。我跑了又跑，五分钟之后，我知道我自由了。半小时之后，我就来到神圣星光笼罩之下的田野，我脱掉要命的披肩和帽子，把衣物埋在泥土里。”

    老先生说完故事，再度把身子靠回椅背。他的故事内容以及他说故事的方式，越听越有意思。他是个老傻子、迂腐得要命，不过，他也是个乡野出身的人，是一位绅士。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展现出了勇气和运动本能。他用了许多过时的词语来说他的故事，可是他的故事具有一种令人信服的真实感。

    “那么，现在——”我想说点话。

    “现在，”肖特卑微而用力地向前挺身说，“斯温伯恩先生，现在，那位可怜的霍克怎么办呢？我并不了解那些歹徒有什么意图，也不知道他们说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但是，显然有人要遇到麻烦了。我个人不方便去报警——你也看得出我的苦衷——再说，警方也不会相信我说的话。我该怎么办？”

    我拿出手表来看，已经十二点半了。

    “我的朋友巴兹尔·格兰特，”我说，“是最好的求助对象。我们今晚本来都要参加同一场晚宴，现在他应该已从晚宴回家了。我们叫辆车去找他，你介意吗？”

    “一点也不介意。”

    他礼貌地起身，把他那条可笑的格子披肩收好。

    在马车摇摇晃晃的声响当中，我们来到兰贝斯昏暗的劳工住宅区，这里就是格兰特住的地方。我们踏上脆弱的木头阶梯，来到他家门口。走进杂乱、木板隔间的客厅，我看见木头长椅上随意搁着巴兹尔的雪白衬衫以及皮外套。他正在喝睡前酒。我猜得没错，他刚从晚宴回来。

    艾利斯·肖特牧师又把他的故事说了一遍。巴兹尔诚恳认真地倾听，他对任何人都是这么用心。故事说完了，巴兹尔提出一个问题：

    “您是否认识一位弗雷泽船长？”

    我大为惊讶，这位我们本该共进晚餐的阔猿猴搜集家，和此事根本毫不相干，所以我瞪了巴兹尔一眼。我并未留意肖特的表情，只听到他紧张地说：

    “我不认识他。”

    可是，从肖特的回答和态度之中，巴兹尔似乎看到什么很有趣的东西：他的蓝色大眼睛死盯着这位老牧师。他的眼神非常平和，眼珠却像要凸出来似的。

    “您真的确定吗，肖特先生？”他又问一次，“您不认识弗雷泽船长？”

    “是的。”牧师说。

    我困惑地发现，牧师的神态又回到今晚我刚见到他时的羞涩，语调不再激越。

    巴兹尔灵巧地跳起身。

    “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就很清楚了，”他说，“亲爱的肖特先生，您还没有进行调查工作吧？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起去见弗雷泽船长。”

    “什么时候去？”神职人员结结巴巴地问。

    “现在就去。”

    巴兹尔伸手去拿他的皮外套。老牧师站了起来，全身发抖。

    “我觉得没有必要。”他说。

    巴兹尔又把皮外套丢回椅子上，把手揣在口袋里。

    “哦？”他口气夸张，“噢，您认为这样做是不必要的？那么，”他故意以很标准的发音说，“那么，艾利斯·肖特牧师，我只能说，我想要欣赏一下您把胡子拔掉后的尊容。”

    听到这些话，我也不得不站起身，因为我生命中的大悲剧出现了。有幸和巴兹尔这样的知识分子亲密相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