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卸下了心里一个难以承担的重负，用自信的口气回答道：

    “我说不清，但不会大于四五岁。它就在你这儿吗？”

    “啊，不在，我们这儿没有饲养条件。它在附近的杜波格路牲畜寄养处。上午你就可以得到。你当然已经准备好了认领证明。”

    “没有问题的，先生。”

    “跟它分手我还真有点不舍得呢。”杜邦说。

    “你喂养了他，我没有让你白费力气的意思，先生，”他说，“不会那么想的。我很愿意为你找到大猩猩而付给你报酬，就是说，只要合理。”

    “好了，”我的朋友说，“当然会公平合理。我来想想看！我想要的是什么报酬呢？啊，我来告诉你吧。我想要的报酬是：请你尽你所知告诉我莫格路杀人案的情况。”

    杜邦说最后这句话时声音很低，态度很平静，同时平静地来到了门口，锁上了门，把钥匙放进了口袋。然后他从胸前取出了一把手枪，丝毫不带炫示地放到桌上。

    水手的脸红了，似乎在跟窒息作斗争。他猛一蹦站了起来，抓住短棍，但随即一屁股坐回了原位。他一脸死亡的颜色，猛烈地发起抖来，没有说话。我打心底深处可怜他。

    “我的朋友，”杜邦口气温和地说，“你这是在白吓唬自己，真的。我们完全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以绅士和法国人的荣誉向你保证没有。我完全明白你在莫格路惨案里是清白的。不过，要否认你跟那事有一定的牵连也不行。我刚才已经说过，你肯定明白我对这事有相当的消息来源，而那来源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你可以避免的事你都避免了，你肯定没有犯罪，即使在有可能逍遥法外的情况下也没有犯盗窃罪。你没有什么必要隐瞒，也没有理由隐瞒。而在另一方面，按照一切道德的原则，你也必须坦白说出你所知道的全部情况。现在有个无辜的人被拘留了，就是因为你能指出的凶手的那桩罪行。”

    杜邦说这话时，水手的情绪大大地稳定了下来，原来那副豁出去了的神气消失了。

    “上帝保佑，”他稍停了片刻说，“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你，但是我估计你对我的话是一半也不会信的——换了我，我要是信了也会是个傻瓜。可是，我确实是清白的，即使要我为此丢了命，我也得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

    下面就是他所说的话的实质内容。他最近航海去了一趟东印度群岛，跟几个人在婆罗洲上了岸，为了好玩，进入了腹地。他跟一个朋友一起捉住了一头大猩猩。那朋友死去后，大猩猩就成了他一个人的财产。在回国路上，那桀骜不驯的动物的暴烈脾气惹了很大的麻烦，可他终于回到了巴黎，把那东西安全地关进了自己的住处。为了避免引来邻居不愉快的好奇，他把那东西小心翼翼地隐藏好了，静候猩猩在船上被木桩刺伤的腿痊愈。他的最终目的是把它卖掉。

    那天晚上，或者说出事的那天早上，他跟水手伙伴们玩了大半夜回来，却发现那畜生占领了他的房间。它是从隔壁的小房间闯进来的——他原以为可以把它安全地关在那里的。那东西手上拿着刮胡刀，脸上涂满剃须膏，正坐在镜子面前，想做刮胡子的动作——显然它以前从小房间的钥匙孔里看见过主人刮胡子。那人一见那么危险的武器落到了那么凶狠的畜生手里，而且很可能使用，便怕得要命，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已经有了个习惯：即使在那野兽情绪最凶猛时也能用鞭子制服它，于是他又用起了那办法。大猩猩一见鞭子，急忙从房间门口逃出去，下了楼，再从一扇不幸敞开的窗户跳了下去，落到大街上。

    那法国人绝望地跟着，猩猩手上攥着刮胡刀，偶然地回头望望追它的人，向他张牙舞爪。法国人差不多靠近了，它就逃走。这样，你追我赶继续了许久，经过了一条条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