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使用的手段是同类手段中最精良的，而且执行得绝对完美。那信如果在他们的搜查范围之内，这些家伙毫无疑问已经查出来了。”

    我只哈哈一笑，可他对自己的话却似乎十分认真。

    “你看，他的手段，”他继续说，“是同类里最好的，使用得也不错。它们的缺点是用错了案情和对象。对于警察总监来说，有些技术程度极高的成套手段只不过是普洛克路斯特斯的床。他把自己的计划勉强往那床上放，于是永远犯错误，对手上的案子不是办得太深，就是办得太浅。有些小学生也比他更会思考呢。我认识一个小学生，他玩猜单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那游戏很简单，是用玻璃球玩的。一个人手里抓几个玻璃球，让另一个人猜是单是双。猜对了赢一个球，猜错了输一个球。我所说的那孩子把全校的玻璃球都赢到了手里。他当然有些猜法，可也不过是观察对手和估计他是否伶俐而已。比如对手是个大号笨蛋，伸出握了球的手问他：‘单还是双？’我们那小学生回答‘单’时输了，下一回他就赢了，因为他心想：‘那傻瓜第一次取的是双，他那点狡猾只够他下一次取单的，因此我就猜单。’——他猜单，赢了。现在换了个比上回那个高了个层次的笨蛋。那小学生便想：‘这家伙发现我上回猜了单，下一回就会按第一个冲动作简单的变化，从双变成单，跟第一个傻瓜一样。但是他再一想，觉得那变化太简单，最后他还得像上次一样出双。因此我要猜双。’他猜双，又赢了。伙伴们说这小学生的猜法是‘凭运气’，可他究竟凭的是什么？”

    “不过是，”我说，“让推理人把智力放到与对手等同的地位而已。”

    “是这样的，”杜邦说，“我问那小学生是怎么让自己跟对手的想法等同，取得胜利的。我得到的回答是：‘在我想知道对手有多聪明、多笨、多好、多坏，或是想知道他在想什么时，就让自己脸上做出跟他完全一样的表情，然后等着自己心里和头脑里出现他那种情绪或思想，好像在配合或适应那表情。’这小学生的回答其实就是罗什福科、拉布纪夫、马基雅维利和坎潘内拉全部貌似高深理论的底蕴。”

    “如果我没有误解你意思的话，”我说，“要让推理人跟对手的想法相同，就得准确地估计到对手的思想情况。”

    “从实质意义来看，”杜邦回答，“他们靠的就是这个。总监跟他的部下之所以常常失败，首先就是因为他们的想法跟对手的想法没能等同，其次是对对手的智力做了错误的估计，甚至没有进行估计。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对聪明的看法。他们在寻找隐藏的东西时只会考虑：如果换成自己，会怎样隐藏？他们只有在自己代表了众人的想法时才能够正确。但是，在个别罪犯的聪明跟他们的聪明有了本质的差异时，他们遭到挫败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罪犯的智力超过了他们时，他们总遭挫败；罪犯的智力不如他们时，他们也常遭挫败。他们的调查原则从来不变。在受到罕见的意外——包括超常的报酬——刺激时，他们最多也只是扩大或夸张了那一套做法，原则是从来不会变的。试以德大臣这个案子而论，他们有过什么改变行动原则的措施吗？钻孔呀、探测呀、敲打呀、放大镜观察呀、把建筑物地面划成平方英寸分别登记检查呀，都不过是对一个（或一套）搜查原则的运用，此外还有什么？而这却是以人类的某一套观念为基础的。多年以来警察总监按常规执行任务时习惯的只有这个。你看到没有？他认为无论谁隐藏信件都理所当然会用那套办法——倒不一定是在椅子腿里钻洞，但至少是塞到某个隐秘的窟窿或旮旯里去，随之而来的思路也都跟在椅子腿里钻洞差不多。还有，你看见没有？这类隐藏东西的公认角落都只在平庸的案件里出现和为智力平庸的人所使用，因为在一切隐藏的案件里，对于隐藏的东西的处理，首先考虑的（也是实际上考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