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先生，”警官彼德尔说。对于卡拉多斯，他常常怀着一种对于业余盲人侦探的忧郁敬意。“实在是有趣的事。现在，只要你不怕麻烦去查案，根本用不着去国外，就会在伦敦找到蛛丝马迹。”

    “位于某个合适的角落。”卡拉多斯插了一句。

    “哎，是的。”警官表示同意。“但十有八九是做无用功，因为在这里，去查看这些蛛丝马迹并不是某个人的特别事务，或者，从另一方面来看，事情已经了结了。当然，我指的并不是一桩普通的谋杀案或单枪匹马完成的入室行窃案，不过，”出于专业自豪感的谦恭语调泄露了他沉着的热心人的面目，“它实在是一流的犯罪。”

    “安东尼州的五分息案。那是债券吗？”卡拉多斯问。

    “啊，你说得对，卡拉多斯先生，”彼德尔难过地摇了摇头，好像在那种场合看过现场的一些人一样，“有一个男人在英属赤道几内亚总代理处的问事处癫痫症突然发作，结果从他身上发现了价值两百五十镑的墨西哥假证券。随后查看这个在内河流域以原价三分之一的价值典当的字形珠宝小饰品，其价值可能是根据哈尔科夫‘例行的谋杀案’的判决结果预估成的。”

    “如果清楚内情的话，那么西汉普郡失忆谜宫案和巴里普尔的炸弹阴谋案恐怕是被隐瞒了。”

    “确实是，先生。还有芝加哥的百万富翁——赛鲁斯·V·温宁顿，对吧？他的三个孩子于光天化日之下在纽约歌剧院外面和这儿被绑架，三周后，不能出声的女孩被发现在查林十字路的墙上用粉笔画画。我记得，我曾在关于金融的文章中读到，任何一块来自外国的黄金，都有一条线与针线街相连。先生，这当然是形象的说法，但我不怀疑，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喔，对我来说，每一桩在外国犯下的大案，都在伦敦这儿留下了指纹——如您所说，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合适的角落的话。”

    “并且是在合适的时刻找到，”卡拉多斯补充道，“犯罪时间经常是眼下；犯罪地点经常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刚刚采取行动，机会就永远地失去了。”

    警官点点头，吐出表示赞同的重重的单音节字。这是一位执行日常工作时缺少新意的男人，然而当他在做其实不重要的工作时，事实上会微妙地有些许的虚荣心，要使其职业显得浪漫化。

    “不！说到底，也许一千件案子中，有一件不能说机会‘永远’失去了，”盲侦探若有所思地补充道，“警官、法律和罪犯之间永远的角力，对我来说很像是板球游戏。法律在场上，罪犯在三柱门旁。如果法律犯了错——送出一个松软的球或球被接住——罪犯会得分，或者，比赛延续一段时间；但如果罪犯犯了一个错——如果他让一个直接球飞了或是击向了一个从容不迫的人——他就被干掉了。罪犯的错误是致命的；法津的错误只不过是临时的，而且可以被挽救。”

    “说得好极了，先生，”彼德尔先生说，站了起来——对话发生于塔楼的书房里，彼德尔不时会到这儿来。“真的说到点子上了。我必须记住这些话。那么，先生，我希望这位名叫‘剃刀圭多’的家伙能向我们的方向送出一个飞球。”

    “这位”的叫法微妙地传达出警官彼德尔对圭多的本能的轻蔑。作为手艺人，圭多出于名誉上的原因被迫对卡拉多斯表示敬意，他也相应地利用和卡拉多斯的友谊与他闲谈。他是外国人，更糟的是，他是意大利人——而如果说到自己的智谋，警官会反对他那不老实的多变花招。那些严苛的、不列颠合金本质的暴力方法如此沉闷、如此业余和传统——因此必须承认，他经常获得古怪而神秘的成功。

    那迂回地将“伊尔·拉索乔”和他那“一伙人”带回到苏格兰场进行审判的行为勾画出来的是那类故事——当时的社会评论版的评论记者会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