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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伦敦回来之后，我们一行便向重庆酆都赶了过去。

    其实福尔摩斯先生原来没打算让瑞恩跟着来的，毕竟这一路他给我们的照顾已经不少了，没准也还有其他的公务要忙。但是瑞恩说查清楚这个案件就是目前联邦政府给他的全部任务，所以他要全程协助。争执之下我们同意了，私下里就决定回国了我们要多尽点地主之谊。

    我们的返程没有军用飞机的待遇了，坐的是国际航班，在北京首都机场中转之后，我们便飞抵了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为什么我们的目的地是重庆？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在伦敦海关处出来之后的事。

    ——那是福尔摩斯先生的表演时间。

    在海关处办完事，瑞恩帮我们买了机票，一行人便在VIP候机厅里休息。福尔摩斯先生也没等着我们发牢骚，就主动说开了：

    “屋主张顺英，英文名哈里斯·张，妻子罗琳·苏菲亚，瑞典裔英国人；母亲郭淑芳，不会说英文；孙子张瑞恒，英文名威廉·张。张顺英在新世纪初来英国留学，后来在朴茨茅斯定居，2003年和大学同学苏菲亚结婚，于次年生下张瑞恒。张顺英失踪前在朴茨茅斯的一家船舶制造厂任职，妻子苏菲亚在市区自己开了一家香水店。其母郭淑芳也在其孙子张瑞恒6岁那年被接到了英国，主要是照顾孩子。前面那些资料，都可以从民政局的档案查到。而那个奶奶的一些细节可从他房子的物件和瑞恩的取证中知道。”

    我和瑞恩点点头，都抱着双手饶有兴致地等着福尔摩斯先生说下去。

    他说：“信是张瑞恒写的，从信件中不太规范的拼写和语法错误可以看出是出自孩子之手；还有二楼他卧室桌子上的信纸，和信封内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告诉你们那三封时隔近一个月的信为何会在同一时间送达贝克街。”

    听到这我和瑞恩都来了精神，纷纷坐直了身子竖起了耳朵。

    福尔摩斯先生说：“英国邮政多以郡下面的镇为单位设置投递点，一些村落也会安置有邮筒。我们到达张顺英家的房子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路边的邮筒是新的，而下面的基座却是旧的。到邮政总署的时候，我查到那个邮筒其实在半年前就坏了，到前几天才修好。而显然寄信的小张瑞恒不知道，就把信投了进去。直到三天前邮局检修更换邮筒的时候，才发现里面有三封信，这才一并放到了其他的邮筒里，给邮寄了过来。”

    瑞恩做出了一个吃惊的表情，我则猛地拍了一下脑袋，我怎么开始就没注意到呢？

    福尔摩斯先生看了我们俩一眼，接着说道：“而在海关处通过出入境记录，我查到张顺英是在9月17号出境的，也就是张瑞恒第一封信的后一天，和妻子苏菲亚离开英国飞往北京的。两个星期之后的10月3日，郭淑芳也带着张瑞恒坐上了前往北京的国际航班。

    “张瑞恒屋子里的被子没有像其他房间里那样被叠好，电话也没有合拢，甚至台灯的按钮都还是摁着‘ON’的那个方向。显然是他在接电话的时候，受到了什么惊吓，或者被电话里的什么声音给吓到了，电话话筒都没放好，掀开被子也没来得及关灯就跑下楼去了。”

    听到这我大吃了一惊，用焦急的眼神催促福尔摩斯先生赶快讲下去。

    “通过电信局我查到了张顺英家屋子内几部电话的通话记录。9月16日早晨张顺英夫妻的卧室里接到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来自中国重庆酆都。而9月23日晚张瑞恒的房子里也接到了一个越洋长途电话，号码是他家里的电话簿上写着‘Ded’的号码。”福尔摩斯先生说道。

    “也就是说，”瑞恩插嘴把福尔摩斯先生的意思梳理一遍道，“9月16日张顺英接到来自中国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