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前也和露西单独相处过，但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再说当时斯卡佩塔这个性格复杂的外甥女年龄还不够大，伯格自己也尚维持着一段婚姻。她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因为技术细节而使婚约受到破坏，或是使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现在她已经没有了婚约的束缚，露西也成熟了许多，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伯格准备怎样解决这件事。

    “但我没有发现特莉打算恢复文件的迹象，”露西说，“所以你会在硬盘上发现许多大小各异的碎片。等待文件恢复的时间越长，新建文件占用原文件的磁道的可能性就越大，文件恢复软件定位磁道上原有文件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总之，她们现在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的是一篇涉及法医学、药学和精神病学的论文片段，这点不足为奇，因为特莉·布里奇斯的父母说过她报名参加了高谭学院的课程，她父亲是该学院院长，她正在攻读法医学硕士学位。看着论文上那些令人费解的法医学单词和专业用语，一股热流冲上伯格的太阳穴，她又开始头疼。

    她注意到论文中提到了人体农场、贝尔维尤医院和基尔比精神专科医院，以及在法医学领域里德高望重的专家们，其中就包括凯·斯卡佩塔医生。论文中有好几处都提到了斯卡佩塔，这可能就是露西先前说到的伯格很可能想解雇她的原因吧。她现在可不是光想想而已。有太多的理由促使她要马上采取行动。

    首先，特莉，或是任何使用本台电脑的人，收集了上百份与斯卡佩塔相关的文章、视频剪辑、照片等已公布的资料。这不仅意味着利益冲突，更严重的是，它还意味着从一开始事情就已经复杂化了。

    伯格回忆起八年前在里士满初见露西的时候，是多么地惊讶于露西年纪轻轻便在警界独当一面。现在想来，那时的她是多么不幸，多么愚蠢啊——那时她还没到四十岁，自觉可以抵挡世上所有的诱惑，比如说，可以干脆地对任何不合常理的事说“不”，但实际上却常向现实妥协。到了四十六岁的今天，她已经学会了不去搭理那些不必回答的问题。

    “这些笔记本都安装了一种被我称为‘非常规’的防毒软件，其相关设置都是预编程、预加载的。跟常用的只能查出病毒和间谍软件的普通杀毒软件不同，‘非常规’防毒软件的用处相对来说要广泛得多，除了防毒、防间谍软件以外，它还有识别垃圾邮件、反钓鱼、多重防火墙和无线网络保护的功能。”

    “不正常吗？”伯格揉了揉太阳穴。

    “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她，或者使用这台电脑的人，具有强烈的防护意识，并非你我所具有的保护意识。使用这种‘非常规’防毒软件通常是为了避免受到黑客的攻击，防止身份被窃取，但它并不是普通的程序员写出来的，必须依赖一些价值不菲的预安装软件，不然随时都会面临崩溃。”

    “也许特莉和奥斯卡·贝恩一样，也有妄想症，”伯格说，“觉得被人跟踪，觉得非常害怕，至少奥斯卡是这样想的。他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一点，于是上个月打了个电话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和马里诺有过一通不太愉快的对话。我这么说倒不是指责马里诺犯了什么错。如果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我也仍旧不会接奥斯卡·贝恩的电话。”

    “我觉得即使你接了他的电话，情况也不一定会有所改变。”露西说。

    “从表面上看，他的电话和我们每天接到的那些疯狂来电并没有不同。”伯格说。

    “简直是太糟了，也许你本可以扭转局面。”

    露西的双手非常强有力，但放在键盘上却十分优雅。她关上了一个程序窗口，磁盘开始了又一次的还原，碎片文件在其中穿梭移动，寻找丢失的同伴。伯格试着把目光避开。

    “如果我把录音放给你听，你就明白了，”伯格解释道，